唐明贵君，一心治《论语》学史，可谓心无旁骛，矢志不移，令我常叹其为当下研究《论语》学史第一人。一次在机场偶然发现一位陌生旅客携带一本明贵君的《宋代〈论语〉诠释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1月版），顿时又感叹明贵君天下知音有之矣。

后世既然相传宋代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故事，那么宋代学人到底如何看待《论语》，表现出的“《论语》注我”或“我注《论语》”之面貌又如何，定是有料有味的严肃课题。然而，当下《论语》学断代史研究成果很多，却唯独宋代和明代鲜少，不免令人诧异。其实整个经学史就是一部诠释史，而宋代又恰恰是《论语》诠释由“汉学”向“宋学”之转型期，由此可知针对宋代《论语》诠释断代史开展研究的重要价值及其意义。该研究不仅有助于从《论语》学的视角具体察看理学的嬗变、学派的分合、学术风尚与研究旨趣的变化、经学范式与学术视域的转换，而且还可以从经典诠释的角度探究儒家学术在宋代得以传承与创新的内在机制。《宋代〈论语〉诠释研究》既是对有宋一代《论语》诠释的贯通性研究，又不囿于宋代而时有超出时空限制的研究溢出效应。作者探赜索隐，考镜源流，多有发明，最终成就一部全面、系统地研究宋代《论语》诠释发展演变的断代史。

作者本着知人论世的原则，读其书而溯其本，沿其流而探其源。一方面注意探究宋代《论语》诠释衍变、转化的社会基础和时代条件，以及不同时期的哲学思潮、文化政策对《论语》诠释所产生的影响，并将其放在宋学形成、发展的大背景以及儒、释、道三教的互动关系之中加以梳理和阐发，从而勾勒出宋代《论语》诠释发生和发展的宏观背景；另一方面又自觉地将《论语》诠释置于儒学建构、发展的内在理路之中，既挖掘宋代《论语》诠释成果的思想内涵，又探寻《论语》文本诠释与思想理论建构之间的关系，从而揭示了处于不同历史情境与学术脉络之中的不同学者隐含其中的思想观念、价值预设、生命体验、社会政治理想和学术见解、理论立场，明确了经典阐释与儒学发展、经典阐释与社会政治的关系。这也充分表现出断代史有别于通史研究的优势，既可以横向展开又可以纵向深入。作者纵横捭阖，深味其旨。

该书注重研究宋代《论语》诠释发展演变的整个历程，逻辑严谨，结构清晰。首先，从统治者推行的尊孔重儒的政策、儒家道统的确立和四书学的兴起、义理之学的兴盛及儒家学者从哲理层面对佛、道思想的吸收融合四个方面，剖析了“宋代《论语》诠释著述数量大增”和“《论语》注解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的成因。接着，分“《论语》诠释与北宋学风的突破和开新”“《论语》诠释与北宋理学体系的初建”和“程氏弟子的《论语》诠释与理学的承袭和发展”三章，系统阐述了不同学派在《论语》的诠释与理学的建构方面的学术特色与思想创新。然后，又分“心学派的《论语》诠释”“湖湘学派的《论语》诠释”“朱熹的《论语》诠释与理学体系的建构”“宗朱学派的《论语》诠释”“其他学人的《论语》诠释”五章，较为全面地呈现了南宋学人对《论语》文本的注疏、训解、阐发情况，分析了南宋不同阶段、不同学派《论语》学的面貌与特征，探讨了《论语》诠释与儒学体系传承和创新的关系。该书还对宋代《论语》学嬗变史上处于重要节点的《论语》诠释成果予以了重点的、深入的分析与探究。专节论述了北宋时期“《论语》诠释与明道之学”“《论语》诠释与伊川之学”。指出，程颢在《论语》诠释中，以体用关系来阐释儒理，从理论上解决了天之道与人之道的关系，从而为儒家思想提供了形而上的依据，完成了理学体系一元论的理论架构；而程颐以己意解《论语》，以义理解《论语》，从而把儒家经典与理学之义理结合起来，为理学提出了一系列的命题和范畴，从而对理学体系的建构打下了基础，也由此开创了《论语》诠释范式的新局面。同时还设专章探讨了南宋时期朱熹诠释《论语》的学术历程、学术特色，揭示了《论语》诠释与朱熹理学体系建构的关系。指出，朱熹借助《论语》诠释发挥儒家学说，论述理、性、命、心等哲学范畴，并加以阐释发挥，建构了颇具时代特色的包括本体论、心性论和工夫论在内的较为系统、完整的理学思想体系。这一理学型的《论语》学不仅促进了中国哲学的发展，而且也影响了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如此看来，该书研究表现出既点面结合又突出重点、既顾全整体又不失个别的特点。

作者采用了学术史与思想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立足于经学思想背后的学术土壤，使研究成果既有厚重感，又有理论深度，还有思想高度。如该书第四章“《论语》诠释与北宋理学体系的初建”和第五章“程氏弟子的《论语》诠释与理学的承袭和发展”部分，既关照北宋理学之学术思潮，又厘析北宋理学派的《论语》诠释思想脉络，涉及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及二程弟子。指出，周敦颐通过在新的语境下对“仁”的重新诠释，为儒家伦理道德找到了本体论的依据；通过对“志伊学颜”修养方法的论证，奠定了宋明儒学心性修养论的基础；通过对“孔颜之乐”的探讨，周氏把儒学从外王之学提升到内圣外王之学；由此说明周敦颐被尊为理学鼻祖，是与他通过对《论语》中有关思想资料的阐发，最早探讨这些问题是密不可分的。张载通过对《论语》的创造性解读，将“天理”“诚”“气”“心性”等理学概念注入其中，将孔子罕言的“性与天道”等问题确立为自己学术关注和探究的重点，这两方面不仅对理学的繁荣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且也顺应了北宋思想家通过重新诠释经典以建立符合时代需求的思想体系的努力方向。程颢在《论语》诠释中，从重建儒家价值系统的合法性基础出发，对孔子的仁学思想做出了形而上学的阐发、论证和拓展，将“仁”由人之道提升为天之道，推动了孔孟伦理儒学到宋代哲理儒学的转化。程颐以义理推索《论语》经旨，生发理本论思想，创造性地提出“性即理”的命题，倡导“主敬”的进德修养之功夫，为理学体系的建构作出了贡献。受二程影响，其弟子大都有《论语》注本传世，这些注本不仅承袭和发展了二程的理学思想，而且为集理学之大成的朱熹学术体系的诞生提供了学脉渊源。如此一来，就从《论语》学的视角具体剖析了北宋时期理学的嬗变，探寻了经学史与理学史的关系。

统而言之，这是一部颇有新意的经学专著。但该书还存在不尽如人意之处，如对胡瑗等个别人物的《论语》注本没有关注、对不同学派之间的《论语》诠释的比较研究呈现不够。虽间有疏忽，但瑕不掩瑜，期望作者以更多相关成果奉献于学林。

（作者：蔡先金，系聊城大学教授、校长）
文章原载于《光明日报》 2018年07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