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作为“五经之錧鎋，六艺之喉衿”，记载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是研究孔子与早期儒学的最直接材料，蕴含着孔子与儒家的修己安人之道。自东汉郑玄的《论语注》到南朝皇侃的《论语义疏》、南宋朱熹的《论语章句集注》，再到近世程树德撰《论语集释》、杨伯峻的《论语译注》、钱穆的《论语新解》等等，历代注疏与研究著作之多，传播之广，影响之巨，鲜有经典与之匹敌。

　　近年来，“《论语》学”研究涌现出许多新成果，其中唐明贵与刘伟合著的《论语研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就是值得关注的一部新作。该书以东亚文化圈及中西文化交流的全球化视角，由《论语》的思想渊源、孔子生平出发，立足语言学、版本学、文献学基础知识，广泛涉猎哲学史、学术史、诠释学等不同领域，论及范围涵盖“《论语》学”研究诸领域。

　　千百年来，虽然《论语》研究论著浩如烟海，但由于文献流传过程中的脱、衍、倒、误及研究者的主观因素、历史条件的客观局限等诸多因素影响，依然有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论语研探》秉承中国传统的历史文献研究方法，利用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互证的手段提出诸多视角新颖、思路独特的看法，或缜密思考，或择善而从，或直抒己见。以《论语》之名定于何时为例，该书不但罗列了“弟子所题说”“曾子弟子为之说”“秦汉之间说”“汉代说”“景帝末或武帝初说”“孔安国说”等前修时贤的不同观点，而且在承认诸说并存的同时，还通过对《史记》《汉书》《礼记》《韩诗外传》《孟子题辞》等传世文献所提供的学术信息的提炼与解读，结合郭店、上博等出土竹简文献，得出《论语》书名定于孔子再传弟子之说或为可信的判断。又如就《论语》的“论”字究竟何意的问题，前人有“伦理”“追论”“从音依字”“言理”“讨论”“选择”“条理”等多种解释，作者在对以上各论详加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汉代历史文献、郭店楚简等出土文献，从训诂学、文字学的“论”字本义入手，认可《论语》之“论”当为“编纂”之义的观点。凡此种种，考证有据、论述精当之处不胜枚举。

　　宋儒朱熹在《论语训蒙大义》中曾言：“古之学者，其始即以此为学，其卒非离此以为道。穷理尽性，修身齐家，推己及人，内外一致，盖取诸此而无所不备，以终吾身而已。”在朱熹看来，《论语》可以奉为学者终身受教之经典，其中性命义理无所不备，对实践内圣外王的儒学精义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有鉴于此，作者对《论语》学的研究并未局限于经学领域，而是从学术史、社会学等多学科视角，对《论语》在我国不同历史时期所凸显的社会作用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通过经学思想与社会实践之间的互动关系，概括了《论语》学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特色，进而探索其政治伦理内涵与文化底蕴。宋代政治家赵普曾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论语研探》一书对以上的探索和研究不仅彰显了《论语》对中国传统文化、政治、法律、教育、日常生活等方面所施加的重要影响，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传统经典及儒家文化的体大精深。例如，对《论语》“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为政以德”和“修文德以来之”等论述，作者指出，《论语》是中国古代“大一统”、德治主义的思想源头。又如对《论语》中“德主刑辅”“正名”等法律思想观念，该书也给予了足够的关注：一方面指出其对古代立法施政、社会管理等方面的影响，另一方面则结合以“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为代表的君臣父子构成的亲族、宗法关系，指出《论语》在古代司法、防范犯罪方面的重要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论语研探》对《论语》在官学、私学考试中的地位，以及《论语》在臧否人物和劝导世风方面所发挥的作用都给予了积极评价。从宏观的历史视角来看，此举乃是从社会发展的不同领域来剖析《论语》对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影响的深刻性。这种纵向的剖析既是一种创新，又是一种相对于“《论语》学”而言的活的学术，因此，《论语研探》扩展了《论语》研究的广度，使得当代《论语》学呈现出一种更为立体的丰富性。

　　本人认为，该书最大贡献在于诠释了“《论语》学”这一概念，且在“《论语学》”学科化方面作出了积极的探索。这个工作在《论语》学发展史上将会起到重要作用。当然，毋庸讳言，本书既有待改进之处，也有些可待讨论的观点。如对《论语》中的孔子形象等问题的讨论尚欠厚重，对两千多年《论语》诠释史的论述、研究还显粗略，对“《论语》成书于子思之手”等观点还有待于更深入地论证，等等。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来源：《光明日报》2016年5月23日http://news.gmw.cn/2016-05/23/content_2021148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