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以前西方历史上有不少女性哲学家，但中文世界至今知之甚少。本文依据西方历史分期的惯例，在古典时代、中世纪、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以及近代时期这四个阶段之中，分别介绍希腊化时期亚历山大城的希帕提娅、中世纪英国诺威治的朱利安、17世纪英国的玛格丽特·卡文迪士以及18世纪英国的凯瑟琳·考克贲这四位具有代表性的女性哲学家，兼及其它不同时期的另外一些女性哲学家。同时，本文在最后结语部分，也提请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学者留意发掘中国历史上的那些女性哲学家，以见东西方哲学王国中人类智慧结晶之整全。

[关键词]女性哲学家 希帕提娅 朱利安 玛格丽特·卡文迪士 凯瑟琳·考克贲

作者简介：彭国翔，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求是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引言

黑格尔（1770～1831）虽然是我一直敬佩的哲人，但他的确也有一些如今看来令人难以认同的判断。对于中文世界来说，大概最著名的就是他关于中国没有哲学的论断。当然，在他的时代，浩如烟海的中国哲学文献仅有少得可怜的西文翻译。并且，这一状况的改善即便如今也很有限。不过，如果说限于语文能力，黑格尔的这一断言可以归于无知而多少可以谅解，那么，黑格尔对于女性的这种判断，所谓“女性具有受教育的能力，但无法从事那些需要一种普遍能力的活动，例如那些更为先进的科学、哲学以及某些特定形式的艺术创作。……女性调节自己行为的依据不是普遍性的要求，而是任意的倾向和意见。”[1]就只能归于偏见而无法令人接受了。

随着20世纪女性主义在西方的兴起，女性在人类有史以来各种经验领域的诸多成就不断得到发掘和重视。黑格尔的上述论断就益发显得毫无根据。事实上，即便以黑格尔自己毕生从事并取得伟大成就的哲学这一领域来说，在人类历史上，女性所取得的成就也可以说是不让须眉而极为辉煌的。只不过，我们以往对此所知甚少而已。20世纪以来，西方涌现了很多女性哲学家，佼佼者从较早的沃格尔（Cornelia Johanna de Vogel，1905～1986）、阿仑特（HannahArendt，1906～1975）、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1908～1986）、安斯康姆（Gertrude Elizabeth Margaret Anscombe，1919～2001）、福特（PhilippaRuth Foot，1920～2010）以及去年刚刚去世的帕特南（Ruth Anna Putnam，1927～2019）[2]，直到如今在学界正大放异彩的努斯鲍姆（Martha C. Nussbaum，1947～）、卡特莱特（Nancy Cartwright，1944～）、海珂（Susan Haack，1945～）、考思伽德（Christine Korsgaard，1952～）以及巴特勒（Judith Butler，1956～）等，其中不少在中文世界至少哲学领域的专业学者之中，也已经为人所知甚至进入必读和研究对象的范围了。 

20世纪以来哲学领域中女性哲学家的大量涌现，自然是与女性主义和女性地位在西方的不断提升相伴而生的。不过，即使在女性地位较为甚至极为低下的古代甚至中世纪，西方历史上其实也不乏相当数量的女性哲学家。可惜的是，这些哲学王国中的巾帼们，在以往经典的哲学教科书中几乎是踪迹全无的。西方哲学方面，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文德尔班的《哲学史教程》以及悌利的《西方哲学史》大概是中文世界最为流行的西方哲学史教科书了，但其中没有讨论一位女性哲学家。晚近中文世界翻译的美国学者撒缪尔·斯达穆夫（Samuel E. Stumpf）和詹姆斯·费瑟（James Fieser）合著的《西方哲学史》虽然出版迄今不足6年，[3]其中也没有女性哲学家的介绍。挪威学者尼尔斯·吉列尔（Nils Gilje）和奎纳尔·希尔贝克（Gunnar Skirbekk）合著的《西方哲学史》尽管出版稍早，[4]但其中第二十三章“当代哲学概观”一节讨论了波伏娃和阿仑特两位。不过，也仅此两位。如果说“百科全书”一类的著作历来以收录全面著称，例如，1967年出版的《哲学百科全书》（Th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包含了超过900位哲学家，然而，像18世纪英国的玛丽·沃思通克拉芙特（Mary Wollstonecraft，1759~1797）以及现代的阿仑特和波伏娃这三位杰出的女性哲学家，其中就完全没有单独的词条。阿仑特的名字仅仅在讨论“权威”（Authority）的部分被提到一次，沃斯通克拉夫特和波伏娃则完全没有被提到。直到1998年出版的《劳特利奇哲学百科全书》（The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这种情况才得到改变。不但这三位有了专门的词条，其他一些重要的女性哲学家也得以收录在内。当然，较之男性哲学家的阵容，其中所列的女性哲学家在数量上，仍然是远远不足的。

 那么，在哲学的王国中，又有多少巾帼呢？这恐怕是一个无法获得准确答案的问题。并且，即便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逐一列举也是既不可能也无必要的。由于20世纪以来西方主要的女性哲学家已经或多或少为人所知，就让我根据西方历史分期的惯例，在古典时代（公元6世纪以前）、中世纪（公元5～15世纪中叶）、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公元15～17世纪）以及近代时期（公元18～19世纪）这四个阶段之中，各举一位较有代表性的女性哲学家为例加以介绍。

二、古典时代：亚历山大城的希帕提娅

 论及西方历史上的女性哲学家，恐怕首先要提到希腊化时期生活在亚历山大城（Alexandria）的希帕提娅（Hypatia，约350～415）。希帕提娅的父亲席昂（Theon, 335～405）是亚历山大城图书馆最后一位馆员，也是当时著名的数学家、天文学家以及被称为“Mouseion”的新柏拉图主义学派的领袖。因此，希帕提娅从小便得以在据说拥有50万册藏书的亚历山大城图书馆博览群书，同时从她父亲那里学习了新柏拉图主义的哲学。希帕提娅的同时代人、耶教史学家苏格拉底（Socrates of Constantinople/ Socrates of Scholasticus, 380～450）曾经在其《教会史》（EcclesiasticalHistory）中对希帕提娅有这样的描述：“亚历山大城中有位名为希帕提娅的女子，乃哲学家席昂之女，不但在文学与科学领域造诣精深，哲学方面也远超其同辈。作为柏拉图与普罗提诺学派的继承人，她向听众讲解他们的哲学思想。听众中许多人不远千里而来，为的是能得到她的指导。由于教养良好，希帕提娅具有一种沉着从容、平易近人的气质。她经常出现在公共场合以及当地行政长官的面前，从不因参与男性的集会而羞怯。由于希帕提娅超凡的尊严与美德，男性们只有更加敬爱她。”[5]由此可见，希帕提娅在当时作为一位博学的哲学家和教师已经名满天下。

大概由于2009年西班牙导演AlejandroAmenábar执导的电影Agora（中译名“时代广场”），如果说希帕提娅是迄今为止中文世界所知极为有限的古代西方女性哲学家中数一数二的人物，或许并不为过。虽然这部电影有一些史实的虚构，主要突出的也是希帕提娅作为天文学家、数学家而非哲学家的方面，但对于社会大众的认知而言，无疑起到了巨大的推广作用。当然，之所以能够如此，还是因为希帕提娅在西方历史上的确是古代女性哲学家中最富影响力的一位。也正因此，在西方历史的各个时期，从古代、中世纪、前现代直到当今，其影响都绵绵不绝。形形色色的思潮都将希帕提娅引为先驱和同道。例如，就在希帕提娅被暴徒谋害不久，以她的名义伪造的反对耶教（Christianity）的信件便已出现。而事实上她生前并不反对耶教，其学生中不仅异教徒（pagan）和耶教徒（Christian）并存，甚至还有犹太教徒（Jews）。在启蒙时代，她成为反对天主教(Catholicism)的象征。在19世纪，她在查尔斯·肯思立（Charles Kingsley）的同名小说《希帕提娅》里，则被描绘为“最后的希腊人”（the last of the Hellenes）。而到了20世纪，她又被女权和女性主义者奉为偶像。甚至拉斐尔的名作“雅典学院”中那位白衣女子（图1），都历来被广泛地认为是希帕提娅的形象。

 由于年代久远，希帕提娅的确切生年并不确定，但基本上以公元350、370或375三种说法较被学界接受。其生平事迹和思想主张虽然面临“文献不足征”的问题，但由于她在西方历史上所具有的影响和意义，后来历代对她的研究一直不断。迄今为止，已经有好几部精彩的著作探讨其生平与思想。例如，波兰历史学家玛丽亚·泽丝卡（Maria Dzielska）的《亚历山大城的希帕提娅》（Hypatia of Alexandria），[6]或许是最为详尽的一部。其它如布鲁斯·麦克林南（Bruce J. MacLennan）的《希帕提娅的智慧：为了更有意义的生活的古代的精神实践》[7]，还有晚近美国学者爱德华·瓦茨（Edward Watts）出版的《希帕提娅：一个古代哲学家的生活与传奇》[8]，都是一时之选。

电影Agora之所以侧重于希帕提娅作为天文学家、几何学家和数学家的方面，[9]对她哲学方面的成就相对着墨不多，大概是因为前者有存世的文献可为依据。不过，虽然希帕提娅似乎并无独立的哲学著作传世，但西方相关史学研究广泛认可的是，在流传下来的她的学生们的各种纪录中，希帕提娅娴熟地掌握包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古代哲学家的著作，尤其是新柏拉图主义（neo-Platonism）和普罗提诺（Plotinus）思想的有力诠释者。希帕提娅时代的亚历山大城，耶教的势力蒸蒸日上而异教徒则日薄西山。但希帕提娅的学生中既有异教徒也有耶教徒，可见她赢得了两方面知识阶层的普遍爱戴和欢迎。并且，希帕提娅的学生还不仅限于亚历山大城，不乏从远方四处慕名而来向她求学的各色人士。如果在哲学方面没有深厚的造诣且声名远播，这一点是无法想象的。此外，希帕提娅似乎还是亚历山大城官方正式聘请主讲哲学的第一位女教师。这一点，显然也足以证明其哲学方面的成就。

希帕提娅固然可以说是古代西方最有代表性的女性哲学家，但即使以公元6世纪以前为限，也并不意味着在她之前不见“古人”，在她之后不见“来者”。例如，在希帕提娅之前，除了早期和晚期毕达哥拉斯学派中的好几位女性人物，其中包括来自克罗顿（Crotona）的思耶诺（Theano），最初是毕达哥拉斯学生，后来成为他的妻子。还有在柏拉图、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和色诺芬（Xenophon）等人的著作中提到的阿斯帕斯娅（Aspasia），以及狄奥缇玛（Diotima）和窦娜（Julia Domna）。在希帕提娅之后，也还有包括阿丽塔（Areta）、阿斯莱琵吉尼娅（Asclepigenia）等人在内的几位女性哲学家。[10]

三、中世纪：诺威治的朱利安

对于女性来说，西方的中世纪或许是她们的“至暗时刻”。但是，即便在这一时期，仍然涌现了相当一批女性哲学家。修道院也许历来被认为是女性在中世纪格外受到压抑的一个场所和象征。但事实上，女性哲学家及其思想的孕育和表达，又往往在女性修道院里得到了庇护和发展。可以说，中世纪时期那些最有代表性的女性哲学家，大都与修道院有着不解之缘。她们要么是修女、女修道院的领袖甚至身后获得“圣徒”（saint）的荣誉，要么是类似佛教居士那样虽无教籍但却虔诚的信徒。例如，德国的圣贺德佳（Hildegard of Bingen，1098～1179）是圣本笃派（Saint Benedict）修道院的院长；[11]法国的贺拉德（Herradof Landsberg，1130～1195）很年轻的时候便进入浩恩堡（Hohenburg）修道院追随海琳迪思（Relindis of Hohenburg）学习，1167年成为海琳迪思身后的继任院长。而应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Frederic Barbarossa，1122～1190）之召重建浩恩堡修道院的海琳迪思，本身就是一位对知识和教育极为重视的修女；第一位用德语而非拉丁语写作的麦琪德（Mechtild of Magdeburg，1207～1282/1294）虽然没有正式“发愿”（vow）成为正式的修女，却是当时著名的“在俗会”（Beguine）成员之一，其著作《神性之光的流动》（Das fließende Licht der Gottheit）至今仍是耶教神秘主义（Christianmysticism）的经典文献之一。不过，这里我要介绍的中世纪女性哲学家，是英国的朱利安（Julian of Norwich/Dame Julian，1342～1416）。

朱利安一生绝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英国的诺威治（Norwich）这个当时规模仅次于伦敦的城市。“朱利安”并不是她真实的名字，很可能来源于她居所旁边的圣朱利安教堂（St Julian's Church）。但这一点并不重要，正如她自己在其著作的最后所说：“不必记住我是谁，但请记住我所说。”（Don’t remember who I am but remember what I say）作为隐修女（anchoress），[12]她住在作为教堂附属建筑的修道小屋（cell）里。她成为隐修女的确切时间并不清楚，有研究者认为她应该曾经婚育并为人母，并且，她在一度流行的瘟疫中失去了自己的孩子。朱利安在大约6岁、19岁和27岁时经历了袭击诺威治的三次黑死病（Black Death）。不仅如此，英国的百年战争（the Hundred Year War）、罗马天主教与东正教的大分裂（the Great Schism）以及发生在诺威治的英国历史上最大的农民起义（the Peasants Revolt，也称为Wat Tyler's Rebellion或者the Great Rising），朱利安不幸都躬逢其时。无论这些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具有怎样的历史意义，对于身在其中的个体来说，显然都是非常的不幸。朱利安能够终其一生在圣朱利安教堂中潜心于灵修和写作，既与其宗教信仰的虔诚以及知识探求的爱好有关，恐怕也是乱世之中各种无常与苦难驱使之下的自然结果。然而，动荡不安和充满苦难的尘世虽然使得朱利安饱受身心之苦，却并未使她消极厌世。例如，她多次受到病痛折磨，30岁时那次一度濒死。但正是在这种终极境况之中，据说她16次见证了上帝的显现，并在病愈之后分两次写下了她在那种近乎神秘经验中的所思所得，两次之间相隔20年。可以说，正是信仰的光辉和理性的力量，使她成为一位了不起的哲人。

当然，相关文献表明，朱利安的出身应该并不低微，甚至是上流阶层。例如，一般像她那样的隐修女是不允许面见家人的。普通民众要想向她们祷告并获得灵修的指点，也只能透过她们修道室的小窗交谈，并不能进入。但是，据说朱利安却能够面见她的母亲以及其他的访客。并且，朱利安的文字优美典雅，有现代学者如格蕾丝·简岑（Grace M. Jantzen，1948～2006）甚至认为，其文字水准堪比同样是中世纪的英国杰出诗人乔叟（Geoffrey Chaucer, 1343～1400）。在那个年代，没有良好的家庭使其受到良好的教育，其文字水平达到如许程度，显然也是难以想象的。总之，朱利安的生平事迹鲜为人知。除了她自己著作中自述所显示的内容，现存的传记史料大概也只有在玛格睿·坎璞（Margery Kempe，1373～1438）的《坎璞书》（The Book of Margery Kempe）这部被认为是英语世界中第一部自传作品的书中留下一鳞片爪。因为大约在1413年，同样是耶教神秘主义者的坎璞曾经专程到诺威治数日，拜访了朱利安。在坎璞的记载中，她自己关于上帝显现的见证遭人嘲笑，却得到了朱利安的认可和开示。并且，朱利安在自己著作中表达的思想，也在坎璞的记述中得到了印证。

朱利安的思想主要保存在她的《神圣之爱的启示》（Revelations of Divine Love）一书中，该书被认为是在现存英语文献中第一部由女性作者撰写的学术著作，同时也是中世纪英国神秘主义最经典的代表作之一。作为朱利安16次见证上帝显现的记录和阐释，该书当然首先是一部神学著作。不过，她所表达的思想，直到今天仍有其饶富启发的意义和价值。晚近关于朱利安及其《神圣之爱的启示》的研究，有2018年杜克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郝爱密（Amy Laura Hall）著《嘲笑罪恶：跟随朱利安看待世界》（Laughing at the Devil: Seeing the World with Julian of Norwich）以及独立学者罗尔芙（VeronicaMary Rolf）同样于2018年出版的《探索者指南：朱利安》（An Explorer's Guide to Julian of Norwich）等。

大体而言，朱利安的思想有这样几个特色。首先，是注重“爱”以及基于“爱”之上的“希望”。朱利安所处的时代充满动乱与苦难，但是她的思想并未因此而落入消极。相反，在她看来，正是因为人的罪不可免，上帝和耶稣对于人的关爱才尤为必要和不可或缺。人类只有正视自身的原罪构成现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才会对自己有更为深入的认识；同时，也才会更为真切地了解寻求上帝和耶稣宽宥的重要和意义。正因为这一看法，后世的研究者认为，在朱利安的思想中，存在着一种“必要的原罪”（necessary sin）这样一种观念。当然，这种“必要”只是“实然”而非“应然”意义的。这种“罪”需要的并不是“罚”，而是“爱”。如此，人类的生活才有希望和喜悦，而不至落入万劫不复的沉沦和痛苦。那么，这种“爱”哪里才有呢？朱利安认为，它只能来自于上帝和耶稣的仁慈。只有上帝和耶稣的大爱所施于的仁慈，方能使人类的原罪最终得到原谅。

朱利安思想的另一个特色，是所谓“母性的耶稣”（motherhood of Jesus）这一观念。在她的笔下，耶稣常常更多地被描绘为一位母亲而非父亲。这位善良和充满关爱的母亲往往是耐心地聆听世人的心声，指导世人的生活，而不是动辄对世人施以训诫。作为母亲，朱利安的耶稣同时也是朋友、闺蜜（confidante）、护法和救星，她总是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出现，给你建议和指导，而不是贸然闯入你的生命，对你发号施令甚至欺凌。这种“母性的耶稣”观念，既与她自己的女性身份有关，恐怕也源于她个人多次见证上帝显现的种种经验中耶稣所呈现给她的形象。朱利安对于耶稣的这一理解，在《圣经》的各种福音书中是有据可依的。但是，朱利安所处的中世纪时代，主流教会更愿意向世人呈现的耶稣形象，却往往是男性所代表的那种强硬和怒气。或许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尽管朱利安的著作在她生前已经受到信众的欢迎，却一直被主流教会忽略。直到17世纪著名的教会史学者瑟莱讷思（Serenus de Cressy，1605～1674）出版了朱利安的著作，她的名字和著作才逐渐广为人知。

朱利安的《神圣之爱的启示》首先是一部神学著作。不过，该书也具有丰富的知识论内容。伊丽莎白·爱沃斯道特（Elizabeth N. Evasdaughter）曾经特别讨论过朱利安的知识论思想。尽管朱利安并未就知识本身进行讨论，但在她记录并阐释自己如何认识上帝的文字中，却表达了她对于知识的属性、知识的来源以及知识的限度的看法。关于知识的属性，朱利安与奥古斯丁、奥坎姆不同，她不认为真理只是存在于心灵之中而与感性无关的东西。和亚里士多德、阿奎那比较接近，她认为感觉给真实（reality）提供素材，知识是一套由各种命题构成的开放的单元，那些命题可以是哲学的，也可以是神学的。同时，知识也是一种对于那些单元所呈现各种真实的理解过程。当然，她也指出，通过耶稣是最可靠的认知过程。关于知识的来源，朱利安一方面认为真理的来源是教会，这显然是她的信仰认同所决定的。同时，她也特别指出，知识的来源在于理性。无论是奥古斯丁还是阿奎那的圣经诠释技巧，在她那里得到了娴熟的运用。其中，分析和论证的理性之光分外闪耀。关于知识的限度，朱利安认为源于人性的缺陷。她毕竟是一位隐修女，在无限的神性之光的映射下，人性是有限而远非完美的。也正是因此，人类所能掌握的知识，较之上帝的启示来说，永远存在着限制。

四、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玛格丽特·卡文迪士

如果说西方中世纪的女哲学家大都有鲜明的宗教背景，那么，到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女哲学家无论身世还是经历，则异彩纷呈，不再限于神学的范围。这一时期的女哲学家们灿若群星，总体上呈现出这样几个特点。首先，出身阶层多样。虽然多数出身上层贵族，但也有出身平民且身处逆境者。前者如玛格丽特·卡文迪士（Margaret Lucas Cavendish，1623～1673）出身英国贵族家庭，曾作为玛丽亚女王（Henrietta Maria of France，1609～1669，英王查理一世的妻子）的随员流亡法国，并成为卡文迪士公爵（William Cavendish, 1592～1676）的第二任妻子；而克里斯蒂娜（Kristina Wasa，1626～1689）作为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Gustav II Adolf，1594～1632）的唯一合法继承人，于1632～1654年间担任瑞典女王。后者如玛丽·沃思通克拉芙特（Mary Wollstonecraft，1759～1797），从小即亲历了父亲继承财产后因屡屡投机失败而酗酒、家暴和颠沛流离的生活。其次，有些并未接受过正式的学校教育，凭借自学成为自身所处时代的知识人和思想家。其中，包括英国的安妮·康薇（Anne Conway，1631～1679）[13]、凯瑟琳·考克贲（CatharineTrotter Cockburn，1679～1749）等人。第三，多才多艺，涉及的领域相当广泛。例如，安妮·康薇除了哲学和数学之外，还学习了希腊文、希伯来文、拉丁文和法文；玛丽·沃思通克拉芙特不但著作涉及政治、社会和教育哲学，也是一位诗人、小说家和自传作家，还翻译了道德哲学和宗教哲学方面的著作；而荷兰的安娜·舒曼（Anna Maria van Schurman，1607～1678）作为当时欧洲最博学的女性之一，不仅是画家、诗人、雕刻师，还通晓15种语言，在音乐、艺术、文学（当然还有哲学）等领域都有很高的造诣，成为荷兰大学就读的第一位女性。第四，讨论的问题新颖前卫，如身为瑞典女王的克里斯蒂娜，当时甚至探讨了女同性恋拒绝异性婚姻这样的问题，成为现代女性主义和女权运动的先驱人物，乃至于她自己的性取向也成为后来研究者争论不已的话题。第五，也是特别值得留意的一点，这些女性哲学家与当时思想界的男性哲学家彼此之间交往密切。或者更为准确地说，讨论当时的思想界、哲学界，如果她们缺席的话，我们看到的将是相当不完整的画面。克里斯蒂娜与当时的很多男性哲学家都有交往，并津津乐道笛卡尔的哲学，她曾邀请笛卡尔（1596～1650）到斯德哥尔摩，结果笛卡尔大概过于兴奋，不顾克里斯蒂娜的提醒，没有等到较为温暖的春夏季，在十月就到了斯德哥尔摩，并每天早上五点就到图书馆和克里斯蒂娜讨论哲学，结果于次年二月染上肺炎并不幸十天后病逝。这一故事，已经不再鲜为人知。其他林林总总，不胜枚举。例如，身为波西米亚公主的伊丽莎白（Elisabeth of Bohemia，1618～1680）与笛卡尔的友谊直到笛卡尔去世，并成为笛卡尔著作最为完整的诠释者和评论人。[14]不过，伊丽莎白并不只是宣扬笛卡尔的哲学，而是对其二元论的形上学（dualistic metaphysics）进行了批评。两个人的襟怀都是令人钦佩的。英国的达玛丽斯·玛莎姆（Damaris Cudworth Masham，1658～1708）不仅曾和莱布尼兹（1646～1716）通信讨论一系列的哲学问题，包括自由意志、身心关系以及预定和谐（pre-established harmony）等，更和洛克（1632～1704）保持了终生的友谊。洛克不但在达玛丽斯·玛莎姆婚前曾和她有过一段浪漫关系，其人生中的最后13年，甚至是在达玛丽斯的家中渡过的。至于汉诺威的索菲亚（Sophia of Hanover，1630～1714，汉诺威选帝侯夫人）和夏洛特的索菲亚（Sophia Charlotte，1668～1705，首任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一世的王后以及英国国王乔治一世的妹妹）这对贵族母女，则同时和莱布尼兹有过密切的交往。在汉诺威的索菲亚存世的书信中，记录了她和莱布尼兹两人之间的友谊，不仅是研究莱布尼兹的珍贵史料，同时也显示出她本人就是一位了不起的哲人，具有高度的智慧。而她的女儿夏洛特的索菲亚，也是一位睿智和富有魅力的女性。据说沙皇彼得大帝初次见到她时惊为天人，竟然一度失语。除此之外，这些女性们在哲学思想方面的造诣有时颇令当时的男性哲学家赞赏不已。例如，凯瑟琳·考克贲曾有著作诠释和捍卫洛克的思想，暮年且病中的洛克阅后赞叹不已，认为得遇知音，便授权自己的表弟和经理人资助她。苏格兰哲学家同时也是英国萨里斯伯博雷主教（Bishop of Salisbury）的博尼特（Gilbert Burnet，1643～1715）曾经和英国哲学家诺里斯（John Norris，1657～1712）一道称赞凯瑟琳·考克贲的著作。莱布尼兹也曾经和友人一切讨论过凯瑟琳的著作及其思想。18世纪的意大利的劳拉·蓓茜（Laura Bassi Veratti，1711～1778）是欧洲第一位获得正式聘任的女教授，也是欧洲第二位获得博士学位的女性（第一位是意大利的女哲学家Elena Lucrezia Cornaro Piscopia，1646～1684）。[15]伏尔泰（1694～1778）曾在1744～1755年间多次和劳拉通信，并在信中将她和另一位法国女哲人艾米丽（Émilie du Châtelet，1706～1749）称为“哲学的居所”（tabernacles of philosophy）。[16]至于这些女哲学家之间的彼此往来，也是所在多有，例如，康薇和达玛丽斯之间经常讨论问题，达玛丽斯拥有凯瑟琳当时捍卫洛克《人类理解论》的著作抄本,伊丽莎白与安娜·舒曼观点相左，但彼此通信，直到后者去世。总之，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的女性哲学家可以说是“成群而来”，较之当时一大批的那些男性哲学家并不逊色。当她们一个个走出历史的尘封，向我们款款而来时，她们的心智所创造的精神和思想的世界，将为我们打开一个绚烂多姿的新世界。

限于篇幅，这一历史时期的女性哲学家，我这里只能着重介绍一位，就是被誉为17世纪著述最丰的女哲学家之一的玛格丽特·卡文迪士。前文已经提到，玛格丽特出身贵族。不过，她并未接受过正式的学校教育，主要是通过各种图书馆的阅读和私人教师自学成才。她年幼时的心智成长颇受益于其兄长约翰·卢卡斯（John Lucas），后来致力于学术思想和写作，则颇有赖于丈夫卡文迪士公爵的大力支持。当时绝大部分女子的著作只能匿名发表，而玛格丽特则是实名出版，这和卡文迪士的支持有很大关系。玛格丽特有不少历史记录，例如，她是第一个出席了伦敦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 of London）的女性，该会直到1945年才有第一位女性会员。她的作品《燃烧的世界》（The Description of a New World, Called the Blazing World，1666）被认为是最早的科幻小说之一。玛格丽特多才多艺，不仅是一位哲学家，还是诗人、散文家、剧作家。其原创著作有12部，算上各种修订版的话，总计21部，包括《世界什锦》（Worlds Olio，1655）、《哲学与物理学之我见》（Philosophical and Physical Opinions，1656）、《哲学书简》（PhilosophicalLetters，1664）,《实验哲学观察》（Observations Upon Experimental Philosophy，1666)以及《自然哲学的基础》（Groundsof Natural Philosophy，1668）等。当然，这里只能介绍其哲学的方面。即使是其哲学，也只能是择其要者，无法也无需面面俱到。

玛格丽特的哲学首先表现在自然哲学（natural philosophy）的方面，这也是17世纪西方哲学界主要的问题意识所在。在对世界的基本看法上，玛格丽特是一个物质主义者（materialist）。但是，她的物质主义和当时物质主义的代表人物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不同，并不建立在主体与客体截然两分的基础之上。对于霍布斯“智能的主体”（intelligent subject）和“无生命的客体”（inanimate object）的区分，玛格丽特是反对的。在她的《哲学书简》里，有对霍布斯《利维坦》（Leviathan）中各个论点的逐条反驳。在她看来，物质并非没有生命和灵魂的死物，所有物质都有感觉和理性。此外，玛格丽特也反对笛卡尔身心两分的二元论。因此，对她来说，作为自然的世界是统一的，由自我运动（self-moving）和具有智能的物质构成，不能被区分为有生命和无生命的两部分；作为自然的一部分，人无权主宰自然的因果，只能和自然界的其他部分和谐相处。

有趣的是，虽然在自然哲学方面批判霍布斯，但是在政治、社会哲学方面，玛格丽特的思想又和霍布斯走到了一起。在她看来，人类主要是受自我利益驱动的，“自爱”（self-love）是“心灵最强的动力”（the strongest Motion of the Mind, The World's Olio, 1655, p.145）。同时，个人生活不能脱离社会，否则只有危险和混乱，无法在稳定和连续的状态中追求个人利益。脱离社会的话，个体将不再有安全的食物和居所，无法创造商业活动所必需的持续的基础设施。对她来说，社会的稳定极为重要，因为这是追求个人利益的必要条件。如果处在自然状态，人类将处于一直的恐惧之中，个人的生命将难以长久和健康，无法发展出自身的潜能。那么，如何才能保持一个稳定的社会呢？玛格丽特认为，只有被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个体统治，社会才最为稳定。在她看来，如果社会的安全和秩序系于民众或者民众所选择的个体之手，就会面对导向混乱的极大风险。对她来说，民众不值一提，“他们不知道自己要选择什么”（they know not what to choose）。[17]即便是由一小部分精英人士来统治，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即便一小部分人，彼此之间也容易产生种种分歧、冲突以及随之而来的种种恶行，由此陷入无休止的冲突。她甚至说“即使被一个愚蠢的脑袋统治，也比被一伙拉帮结派的人统治更安全。”显然，和霍布斯一样，玛格丽特反对民主，是君主专制的拥护者。

在她的著作中，玛格丽特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例如，她公开表示自己追求名望。而在当时，她认为获得名望有三种途径：政治领袖、军事征服和哲学创新。当无缘前两者时，她对名望的追求便表现在了哲学方面。在《燃烧的世界》中她这样写道：“虽然我无法成为亨利五世或查理二世，但我可以成为玛格丽特一世。虽然我无法像亚历山大（Alexander）和凯撒（Caesar）那样去征服世界，但我创造了自己的世界。”也正是因此，她自然被后代的女性主义者视为女权运动的先驱。不过，在是否女性主义者这一问题上，玛格丽特的思想和行为却表现出纠结和矛盾的特点。例如，虽然她非常自觉地以女性的身份创作，但似乎并未将女性主义的意识或者说“女性的问题”融入其哲学思想之中。相反，至少在其早期的著作之中，她几乎完全接受了古代那些男性哲学家们关于女性无论在体能还是心智方面都次于男性的习见。这一看法在其后期思想中有所修正，但始终未能与其在前引《燃烧的世界》中所表露的那种作为女性的雄心壮志相匹配。因此，尽管她的一生体现了现代女性主义的特质，如凌妲·施耶缤格（Londa Schiebinger，1952～）所谓“青年时期弃针拾笔，成年时期弃家政拾哲学”（In her youth,she took up the pen and not the needle.In her maturity,she took up philosophy not housewifery）。[18]但在其思想主张之中，现代女性主义足以引为同调之处，也许并不充分。

即便单纯就哲学而言，玛格丽特还探讨了上帝、自由意志、宗教自由等一系列的问题。从其著作之丰、思想之富来看，她足以成为17世纪女性哲学家的表率。可惜的是，这更多的是我们的后见之明（hindsight）。在当时，她其实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在夫君卡文迪士的支持下，她虽然得以结识了学界的若干翘楚，像霍布斯、笛卡尔、波义尔（Robert Boyle，1627～1691）等人，以至于形成了所谓的“卡文迪士圈子”（Cavendish circle）。但是，在一个男性中心主义仍然严重的时代，她主要还是被作为卡文迪士夫人来看待的。例如，尽管她试图透过夫君和霍布斯等人通信探讨哲学问题，但从未得到他们的回复。她也曾将自己的著作寄给当时的一些学者和大学，但认真回应并和她进行真正讨论的，却寥若晨星。甚至作为第一位参加伦敦皇家学会的女性，她当时感受到的与其说是荣耀，不如说是屈辱。所以她在自传中从未提及这一经历。并且，和后来艾米丽的著作在法国所受到的对待不同，她的著作也从未在欧洲的主要学术期刊上被讨论过。然而，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仅就其自然哲学而言，也充满了许多原创性的洞见。至于其讨论问题之广泛，著作数量之惊人，被称为是当时最博学的女性，毫不为过。我们特意选择她作为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女性哲学家的代表人物而稍事发覆，正是由于其重要性与当时未受足够重视之间的反差。

五、近代时期：凯瑟琳·考克贲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英国的凯瑟琳·考克贲，但是，由于她生于17世纪晚期，思想成熟之后已经进入了18世纪，我们主要还是把她作为18世纪女性哲学家的一位代表人物来加以介绍。

和安妮·康薇一样，凯瑟琳·考克贲也是主要靠自学成才的一位奇女子。她生于伦敦，父母都是苏格兰人。父亲是皇家海军的一名军官，曾为国王查理二世所知并得到约克公爵的赏识。但他在凯瑟琳·考克贲年幼时候便过世了。由于家产落入欺诈之徒的手中，即便母亲出身贵族，守寡后也得到了皇室和家族的些许补贴，但杯水车薪，凯瑟琳·考克贲瞬间体会了家道中落的境遇。不过，这似乎并未构成凯瑟琳·考克贲成为一名杰出女性的障碍，或许反倒成了一种砥砺的动力。凯瑟琳·考克贲从小便显示出了神童（prodigy）的气质，她不仅自学了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和逻辑，而且16岁时即开始戏剧创作并以此成名。从1695到1706年，她创作了五部剧作，每一部都广受欢迎并反复上演。不过，从1701年起，她开始了哲学的探索。从此以往，除了1714到1726这些年间由于家庭问题不得不终止学术工作之外，她笔耕不辍，先后出版了一系列颇富原创性并在当时已经受到学界重视的哲学著作。需要指出的是，凯瑟琳·考克贲对于当时女性所受的歧视有着充分的自觉，为了不使自己的著作一开始即被偏见左右，她坚持匿名发表作品。直到晚年，也许觉得已经不再需要隐瞒自己的身份，她才接受了传记作家托马斯·博驰（Thomas Birch, 1705～1766）的请求，授权后者以真实姓名编辑出版其著作。可惜的是，她没有亲眼看到该计划的完成。1749年5月，在她先生去世之后几个星期，凯瑟琳·考克贲也撒手人寰。1751年，托马斯·博驰不辱使命，在伦敦出版了两卷本的文集《凯瑟琳·考克贲女士的著作：神学、道德、戏剧与诗歌》（The Works of Mrs. Cockburn, Theological, Moral, Dramatic, andPoetical, Several of Them Now First Printed, Revised and Published with anAccount of the Life of the Author by Thomas Birch），其中不仅包括一些首次出版的作品，也包括托马斯·博驰撰写的关于凯瑟琳·考克贲生平传记。后来人们对于凯瑟琳·考克贲的了解，大都透过这一文集。

凯瑟琳·考克贲的哲学著作主要包括《为洛克的人类理解论辩护》（Defence of Mr. Locke’s Essay of Human Understanding，1702）、《道德义务与责任之基础：对几位作者的争议的评论》（Remarks upon Some Writers in the Controversy Concerning theFoundation of Moral Duty and Moral Obligation, 1739）以及《原则与推理：卢森佛斯博士论品德的属性与义务》（The Principles and Reasonings of Dr. Rutherforth’s Essay onthe Nature and Obligation of Virtue, 1747）。如果说第一本书主要是通过为洛克的思想进行辩护来阐发自己的道德认识论，那么，后两本书则主要是通过为克拉克（Samuel Clarke）的思想进行辩护来阐发自己关于道德感的理念。前文已经提到，凯瑟琳·考克贲发表第一本著作时洛克尚在世。洛克对自己的未发之覆能够在凯瑟琳·考克贲的著作中得到进一步的阐发激赏不已。在给凯瑟琳·考克贲的亲笔信中，对于她在著作中推理的“有力与明晰”（strength and clearness），洛克表示了明确的赞赏。[19]凯瑟琳·考克贲的哲学思想涉及很多方面，例如形上学的一系列问题包括必然性（necessity）、空间的无限性等以及宗教哲学的诸多问题包括灵魂有无物质性等等。不过，她最为关注的，可以说是道德哲学了。她透过为洛克和克拉克辩护而阐发的一系列思想，核心问题就是道德哲学，尤其是为道德在人性中的基础进行论证。 

凯瑟琳·考克贲在对洛克的辩护中，首先澄清的是道德认识论的问题。当时攻击洛克的代表人物是托马斯·伯尼特（Thomas Burnet），他指责洛克缺乏对于道德观念来源的说明，因而道德观念流于感性，缺乏理性的基础。对此，凯瑟琳·考克贲的回应是这样的：人们的道德观念基于人性，对于是非善恶有一种直观的辨别能力。但是，这种植根于人性的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却是上帝基于自己的神圣属性赋予人的，人类需要经过理性的反省才能获得。这样一来，不仅道德观念的来源得以说明，道德知识也不再只是感性的辨别能力，而是同时需要理性的反省作为基础。如此，在凯瑟琳·考克贲的阐述中，道德认识论便具有了一种道德理性主义（moral rationalism）的形式。

当凯瑟琳·考克贲强调道德辨别能力植根于人性，人们天然具备一种区分是非善恶的能力时，很容易让人觉得她的这一思想与沙夫茨博睿（Shaftesbury, 1671～1713）和哈奇逊（Hutcheson, 1694～1746）的道德感学说（moral sense theory）颇为接近。的确，道德感学说强调人类拥有辨别是非善恶的那种天然的情感和直觉能力，这一看法甚至影响了建立批判哲学之前的康德。不过，在这一点上，凯瑟琳·考克贲似乎更愿意将克拉克引为同调。她的关于“良心”（conscience）以及“道德感”（moral sense）的论述，主要便是通过为克拉克的思想进行辩护而得到阐发的。在她看来，“良心”是人性中固有的一种机能。虽然究其源头可以归于上帝的赋予，但就其作为在日常生活中可以随时生发的一种“突然的情感”（sudden affection），却可以是人性的直接表现。[20]在后来的著作中，凯瑟琳·考克贲也用“道德感”来描述“良心”作为一种道德的机能。“道德感”这个词当然更早是沙夫茨博睿使用并在哈奇逊那里得到进一步发展的。不过，和沙夫茨博睿以及哈奇逊这一所谓“道德情感”学派不同的是，凯瑟琳·考克贲并不认为“良心”或“道德感”构成道德知识的直接来源。在她看来，除了“良心”和“道德感”之外，道德知识或者说道德本身还需要理性作为自身的基础。正是在这一点上，凯瑟琳·考克贲一方面自觉将自己与沙夫茨博睿以及哈奇逊区分开来，另一方面也强调了洛克和克拉克道德哲学的理性基础。牟宗三先生虽然看到了康德道德哲学理性与感性两分的限制，但他仍然强调康德的道德哲学构成中西哲学沟通的最重要桥梁。不过，如果牟先生了解凯瑟琳·考克贲的道德哲学，也许他会觉得凯瑟琳·考克贲这座桥梁比康德更好。事实上，在笔者看来，较之康德的道德哲学，凯瑟琳·考克贲的道德哲学或许与孟子、象山、阳明一系的儒家道德哲学更有可以彼此相互发明的地方。当然，这需要另外的专题讨论，此处不能枝蔓。

熟悉当时西方哲学界情况的学者或许可以看到，凯瑟琳·考克贲的道德哲学可以视为道德理性主义、道德适应理论和道德感理论的融合。的确，这三种学说都可以在凯瑟琳·考克贲的思想中找到某种对应之处。然而，正如上文所说，凯瑟琳·考克贲道德哲学的特点又恰恰在于不为三种之中的任何一种所能限制。事实上，虽然她的哲学思想主要是通过捍卫洛克和克拉克的形式来展开，但其自身的原创性是显而易见的。正因如此，无论是洛克本人还是当时其他的一些哲学翘楚如莱布尼兹等人，都对她的哲学思想表示了高度的肯定。无论是在论证过程中分析的精细和明晰，还是在具体观点上见解的深刻与透彻，都使得凯瑟琳·考克贲完全可以与西方哲学史上最为优秀的男性哲学家相比肩而不遑多让。

六、结 语

 无论是专门讨论还是附带提及，虽详略有别，以上讨论的几位女性哲学家还都只是西方哲学史上璀璨星汉中闪烁的几颗，远非西方哲学王国中巾帼们的全貌。可喜的是，尽管女性哲学家在目前一般的哲学史教科书中仍然大规模缺席，但在1987、1989、1991和1995这四年，由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现已并入Springer出版集团旗下）出版，玛丽·崴色（Mary Ellen Waithe）教授主编以及若干学者撰稿的四卷本《女性哲学家史》（A History of Women Philosophers），已经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固有的认知。顾名思义，该书正是专门发掘和介绍西方历史上那些长期以来被湮没的女性哲学家的著作。不仅本文提到的人物，西方历史上20世纪中叶以往主要的女性哲学家，可以说大都囊括其中。虽然各个人物生平思想皆以专章介绍，无法做到相应的专书研究那样详尽，但特点是简明扼要。要想对西方历史上的女性哲学家做一全面的了解，该书应该是迄今为止最全的一部概论了。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该书尽管书名未标“西方”，却基本上仍然可以说是一部“西方”的女性哲学家史，尽管书中也提到了一位东方的女性，即日本历史上被认为是《源氏物语》作者的紫式部（970～1031）。这也表明，作者清楚地意识到，女性哲学家绝不仅仅是西方的特产，在时空皆绵延丰茂的东方，哲学王国中不让须眉的巾帼，也必定所在多有。当然，要求这些非西方的女性哲学家也能够在玛丽·崴色主编《女性哲学家史》中得到充分的反映，未免求全责备了。 

紫式部及其《源氏物语》对于中文世界的读者来说或许并不陌生。但以往的介绍基本都是从文学的角度。事实上，紫式部的作品也蕴含丰富的哲学思想，足以使她被列入哲学的王国。[21]而除了日本的紫式部之外，中古以降东亚的历史上还有很多类似的女性。例如,韩国的任允挚堂（1721～1793），就被认为是韩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的理学家（Neo-Confucian philosopher）。她的重要思想之一，就是论证在成圣的问题上男女之间并无差异。[22]而在金英敏和派惕德（YoungminKim & Michael J. Pettid）合编的《韩国朝鲜时代的女性与儒学》）一书中，[23]就探讨了多位韩国女性哲学家的思想及其与时代和社会的关联。

较之西方哲学史对于女性哲学家的逐渐重视，中国哲学史在这一方面的表现，实在乏善可陈。显然，这不是因为中国历史上从古至今不曾有过女性的哲学家。正如西方的女性哲学家有一个从被忽视到逐渐受到正视甚至重视的过程一样，中国乃至东方的女性哲学家，恐怕也在历史的尘封之下，等待着我们现代人的不断发掘。那么，作为以中国哲学为主业的笔者，为何在此“不务正业”地介绍西方哲学王国中的巾帼、而不去探究中国历史上哲学王国中的巾帼呢？我这里的特意留白，是希望中文世界的学者能够因此而获得启发，去考虑如何探索中国历代女性所创造的五光十色的思想世界。晚近虽然在西方妇女史研究的刺激下，海内外学者对于中国妇女史的研究已经产出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在文学、历史以及各种专门史之外，是否也可以取径“哲学”一途，看看中国历史上的女性们有哪些思想智慧的结晶呢？事实上，正如《女性哲学家史》并未在“哲学”的理解上陷入某家某派的“一曲”之见，而是对“哲学”采取了较为宽泛的理解，尤其在取材上充分利用了那些女性哲学家们的文学作品如诗歌、散文甚至小说以及传记资料等作为考察其思想的材料。同样，在考察中国历史上女性的“哲学”时，我们也不必对“哲学”采取某种过度狭隘的理解，[24]也可以利用她们的各种文献材料。虽然每个人的史料详略不同，甚至不免有文献不足征的问题。但在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上，文献可征者已足以让我们去开采和诠释。

[1]“Women arecapable of education, but they are not made for activities which demand auniversal faculty such as the more advanced sciences, philosophy and certainforms of artistic production. ... Women regulate their actions not by thedemands of universality, but by arbitrary inclinations and opinions.” G. W. FHegel, Philosophy of Right, trans. T. M. Knox,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Press, 1973, p.263.

[2]她的先生即在中文世界更为人所知的帕特南（Hilary Whitehall Putnam，1926~2016）。

[3]Samuel E. Stumpf and James Fieser, Philosophy: A Historical Surveywith Essential Readings. McGraw-Hill Education, 2014. 中译有邓晓芒、匡红等译：《西方哲学史》，后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年。

[4]Nils Giljeand GunnarSkirbekk, Filosofihistorie/A History of Western Thought:From Ancient Greece to the Twentieth Century. Routledge, 2001. 中译本有童世骏、郁振华、刘进译：《西方哲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

[5]“There was awoman at Alexandria named Hypatia, daughter of the philosopher Theon, who madesuch attainments in literature and science, as to far surpass all thephilosophers of her own time. Having succeeded to the school of Plato andPlotinus, she explained the principles of philosophy to her auditors, many ofwhom came from a distance to receive her instructions. On account of theself-possession and ease of manner which she had acquired in consequence of thecultivation of her mind, she not infrequently appeared in public in thepresence of the magistrates. Neither did she feel abashed in going to anassembly of men. For all men on account of her extraordinary dignity and virtueadmired her the more.”转引自Tomthy E. Greory, A History of Byzantium.Wiley-Blackwell, 2016, p.126.

[6]Maria Dzielska, Hypatia of Alexandri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

[7]Bruce J. MacLennan,The Wisdom of Hypatia: Ancient SpiritualPractices for a More Meaningful Life. Llewellyn Publications, 2013.

[8]Edward Watts,Hypatia: The Life and Legend of an Ancient Philosopher.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9]希帕提娅在数学、几何学方面的成就，可以参考Brittany Goris&Jessica Christianson合著的《希帕提娅：几何学的探索者》（Hypatia: Explorer of Geometry. CreateSpace Independent PublishingPlatform, 2017）。

[10]有关这一时期的几位女性哲学家，参见Mary Ellen Waithe, A History of Women Philosophers, Vol. 1, AncientWomen Philosophers, 600BC-500AD,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 1987.

[11]研究圣贺德佳生平与思想的文献以德语居多，英文专书参见FionaMaddocks, Hildegard of Bingen: The Woman of Her Age. New York:Doubleday, 2001。

[12]中世纪时期的隐修女是怎样一种人以及她们过着怎样的生活，参见Anneke B. Mulder-Bakker, Lives of the Anchoresses: The Rise of theUrban Recluse in Medieval Europ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5.

[13]关于安妮·康薇的生平和思想，可以参考Sarah Hutton于2004年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安妮·康薇：一位女性哲学家》（Anne Conway: A Woman Philosopher）。

[14]最近关于伊丽莎白的专著研究。参见Renée Jeffery于2018年出版的《波西米亚公主：作为哲学家的公主》（Princess Elisabeth of Bohemia: The Philosopher Princess）。

[15]关于劳拉·蓓茜的生平和思想，参见Monique Frize,Laura Bassi and Science in 18th Century Europe: TheExtraordinary Life and Role of Italy's Pioneering Female Professor, Springer,2013.

[16]关于艾米丽的生平和思想，参见Judith P. Zinsser, Emilie Du Chatelet: Daring Genius of theEnlightenment, Penguin, 2007.

[17]Orations of Divers Sorts, Accommodated to Divers Places，1662, p.278.

[18]Mary Ellen Waithe, A History of Women Philosophers, Vol. III, ModernWomen Philosophers, 1600～1900,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 1991, p. 15.

[19]洛克给凯瑟琳·考克贲的信的完整内容，参见Mary Ellen Waithe, A History of Women Philosophers, Vol. III, ModernWomen Philosophers, 1 600-1900,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 1991, pp. 105-106.

[20]专门讨论凯瑟琳·考克贲“良心”概念的论文，可以参考Joanne E. Myers, “Catharine Trotter and the Claims of Conscience,”TulsaStudies in Women's Literature, Vol. 31, No. 1/2, Eighteenth-Century Women AndEnglish Catholicism (Spring/Fall 2012), pp. 53-75.

[21]最近出版的麦克穆伦（JamesMcMullen）主编的《紫式部的〈源氏物语〉：哲学视角的解读》（Murasaki Shikibu's The Tale of Genji: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OxfordUniversity Press, 2019），即是这样一种视角的尝试，尽管其中的撰稿人仍然大都并非哲学专业的背景。

[22]参见SungmoonKim,“The Way to Become a female Sage: Im Yunjidang's Confucian Feminism,”Journal ofthe History of Ideas, Vol. 75, No. 3 (2014), pp. 395-416.

[23]Youngmin Kim & Michael J. Pettid, Women and Confucianism inChoson Korea: New Perspectives，SUNY，2011.

[24]我对“哲学”的理解见于以往讨论中国哲学方法论的若干文字，参见彭国翔：《儒家传统与中国哲学：回顾与前瞻》，河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三部分“方法与成果”，此处不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