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合情合理”地度过疫情。疫情过后，我们还要继续追求中国人的“美好生活”。那就让坏事变好事——通过疫情让中国人走向新型的“情理文明”！

原文 ：《走向“大启蒙”，锻铸情理文明——新冠疫情的哲学反思》

作者 | 中国社会科学院   刘悦笛

图片 | 网络

新的疫情来了，中国人靠什么活？中国人的哲学智慧要对此给出应答，以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社会和谐共享、人与人和谐相处、人与身心和谐安顿，同时，让中与外、古与今得以和谐共存和相互转化，从而以“大启蒙”的姿态走向一种“情理文明”。

未来的全球社会需要一种“大启蒙

首先要追问一个哲学问题：新型冠状病毒的发生与发展，难道是偶然的吗？如果我们持进化论的视角，从上次的SARS到这次的COVID-19，海内外科研结果都大致认定，它们的基因组序列相似度达79.5%，这是偶然的吗？新世纪以来，共有三场全球性疫情现身，中国摊上了两次大疫，这有偶然性吗？其实，历史最微妙之处就在于偶然变必然。问题是，这种偶然如何转化成了一种必然呢？从偶然向必然的转化，难道不是极大的哲学问题和事件吗？　　

疫情既关乎每个人的命运，又关系到共同体的命运，无论是人类共同体，还是中华民族这个共同体，我们该采取怎样的态度与姿态来应对？近期，看到印度的萨古鲁对中国疫情的视频解答：如果因为疫情被隔离，那也不该来自歧视，而是源于同情，最适宜的姿态就是——让我们优雅地对待疫情吧。现在，更多国家采取了隔离的手段，这当然是一种理性科学的选择，但是一定不要忘记，这种选择背后藏有的感性动力——人对人的“同情心”与“关怀力”。如果没有这种情感动力，那么，世界与人际都将会是冷酷无情的吧。

我以为，经过这次疫情，可以让国人走向“大启蒙”。西方启蒙现代性的“价值观”就在于“理性主义”“个人主义”与“功利主义”，我们则要应对启蒙的西方缺失，而以“情理合一”的原则来拓展启蒙。实际上，20世纪以来的“中国启蒙”就是一种“大启蒙”，尽管是一种后发的启蒙，它却可以为世界文明提供一种新的发展范式。然而，中国启蒙毕竟是“中国的”启蒙，这种本土化的启蒙还必须转化为一种启蒙的本土化。

所谓“大启蒙”，就是要破除启蒙带来的种种异化现象，让启蒙理性不再以理性为绝对中心，需要东方智慧来平衡西式启蒙的偏颇。“大启蒙”恰恰是要找回人类的情感，以人情来对理性加以均衡，使人类获得一种完整的“情理结构”。因此，未来的全球社会需要一种“大启蒙”，这种启蒙既反对理性中心主义，又不流于唯情是举主义，而是走向一条既合情又合理的新的启蒙通途。

上世纪的1919年，最大的历史转折是“五四运动”爆发，中国逐渐向现代国家转轨。百年之后，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它已经成为目前最重大的事件。看似无关的两个历史事件，相互联纵起来，可提供出一个“历史契机”。

“五四”百年之后，中国社会的状况仍是“启蒙不够”，起码要让科学与民主都成为一种中国人适宜的生活方式，这是“大启蒙”得以实现的根基。从最初的控制情况来看，这次疫情没有得到更为科学化的指导和控制；疫情在开始阶段被隐瞒，又可见缺乏“公之于众”的民主意识。好在后来及时采取了管控措施。然而外国媒体又开始批判中国不尊重人权，对此应给予反驳。西方“个人主义”立场认为让个体隔离起来乃是伤害人权的，但是从“功利主义”争取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角度来看，这又具有合理性。其实，从中国文化视角来看，个体与共同体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依赖关系，“唯吾独尊”的不顾全局的确要反对，反之，牺牲个体的绝对“集体主义”同样大有缺憾。这就为应对新疫情这种非常态提供了一种“协同”的中国经验，既要人人合作，也要协和万邦，此乃“中道”也。

科学问题也是如此。科学本没有国界，各国科学家通力合作来应对新的病毒，中国方面也提供给国外科学家病毒样本，而且，中医的智慧也参与其中。在这个意义上，人类都坐在同一条船上，毕竟与大洪水时期那种人类分别应对的局面不同，诺亚方舟如今也已成为了全球客轮。科学规律要加以遵循，但是科学也不能被盲目崇信。当民族本位派用各种传统玄学理论来解读疫情，则显露出科学启蒙的未竟。战胜疫情，当然要靠科学，但不仅仅靠科学。如果说这场对抗开始时失去了“天时”与“地利”，最终还需要“人和”精神。面对疫情，人人有责，每个个体都需要有承担意识，这就是“责任理论”之实践问题。

转祸为福须靠“情理合一”的智慧

哲学不是无用之学，它可以帮助提升人性结构，不仅有理性层面的，而且有感性层面的，中国人“合情合理”的生存智慧于应对疫情定有益处。不妨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灵肉体、不同文明之间和传统与现代文化之间的冲突这五个基本层面分而观之。

人与自然有冲突，但更要和谐共生。

新型冠状病毒基本被认定是从食用野生动物开始的。西方“动物权利主义”者认为，动物应该享有与人一样的权利，动物不该被人类作为占有物来对待。这种观点看似极端，但有一定的道理。中国古人对自然也并不是彻底顺应，而是走了一条适度的自然人化之途，就像文人“笼鹤”而放鹤一般，要与动物保持“不即不离”。还有一种声音说，人类才是地球的病毒，病毒是地球的免疫系统，难道这次病毒是对人类的报复？当然可以肯定的是，自然本身具有“内在价值”，而并非“工具价值”。统治与控制自然，必然要让步于与自然的共同进化及共生，那种英雄的个人主义应对自然绝不足取，但是彻底翻转过来，以生物为中心、以生态为绝对中心也不太可能，那么人安放于何处？西方环保主义也有失偏颇。

人与社会有冲突，但更要和谐共享。

这次应对疫情，需要人与社会之间的“合作”，既需要人们之间的“联合生活”，也需要共享“共同交流经验”。美国哲学家杜威就认为，每一种在其民主方面未取得成功的生活方式，都对人们之间的“接触”“交换意见”“交流”和“相互作用”有所限制，而人们的共通经验正是通过这些交往而稳定下来并因此得以扩大和丰富。然而，西方的那种“自由主义”在中国却是有限度的，如果遵照自由主义理念，则不该隔离每个个体，那就会给社会带来极大的危险。另一种西方化的解决方式是“社群主义”，但是很遗憾，这种社会建制也是通过“无情”的人际关联建构而成。所以，我们要采取一种“情理相融”的应急机制，采取一种以“同情”与“关怀”为内核的情感态度来应对自然灾害的偶然性，社会不仅需要硬性的体制来维持，而且需要软性的交往来维系。

人与人有冲突，但更要和谐相处。

君不见，在这次对抗疫情期间，出现了不少见诸报端的人与人的冲突，或者因为一己之私要强闯社区，或者因为掌握公权力就控制他人，前者往往因为个体情感理由而对抗制度规范，后者常常执着于强权理性而不顾及人人平等。人与人相处，恰恰要有“度”，而这既不能不足又“过犹不及”的度，也既要合情又要合理才能被普遍接受。因为，每个人都不是孤独存在的，他者永远就在我们身边，而且融入我们的生活之中，除非我们成为活在丛林里作为单体的人猿泰山。所以，每个人与他者的关系便构成了每个人生存的前提条件，法国哲学家列维纳斯“伦理学作为第一哲学”的观点就有此意。然而，必须从中国思想的根基处看到，这种人与他人的相处并不皆为“冷冰冰”的理性关联，还有“热乎乎”的情感维系。

人与自身的心灵与肉体有冲突，但更要自我安顿。

在过了一个不寻常的封闭春节后，很多地区采取了更加严格的控制措施，全国各地被隔离的时间长短不一。如此情境，国人如何安顿自己的身心也就变得愈加关键。于是乎，不少人的心理问题就被凸显了出来。这些心理问题并不能只靠心理疏导来解决，也不能单纯地诉诸科学理性与伦理理性的方式，而要情理合体地来加以解决。“我应该如此去做”与“我安于如此为之”显然是不同的，但可以结合起来。正如宰我当年问孔子守丧几年，答全靠“心”安。当然，心与身之间也要处于和谐的关联之中，疫情封闭期间的自我锻炼与身体塑造也是必要的吧。身心的安顿，需要在理性与感性之间达到动态的平衡与统一。

不同文明之间必有冲突，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必有冲突，但更要和谐共存。

在中国，各种外在与内在的冲突构成了中与外、古与今的张力结构，而且新世纪以来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这次疫情让中国倍感压力。可以采取儒家的柔性智慧来化解“文明间的冲突”，让不同文明得以多元共生。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冲突也是如此，亟需一种创造性的转化，好在我们正在途中。新的疫情也带了古今矛盾，疫情要靠科学来防，而非玄学来止，在网络上竟有不少迷信的理论阐释与实用手册，令人瞋目。其实中国文明发展的基本原理很简单：“古”要返本开新，“今”要植根本土，这才是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动力源。

质言之，走向“大启蒙”，应为中国人提供一种更为博大的生存智慧，从而熔铸出新型的“情理文明”。直面新的疫情，我们势必要继续遵循科学原则，继续拓展民主意识，但不能走“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那种个体化之路，也不能行“只为集体牺牲个体”那种无私化之道，而要用上中国人“执两用中”的大智慧。中国人在历史艰难前行中形成的乐观主义告诉我们，疫情终将会过去，既然福祸相依，那么转祸为福就靠“情理合一”的智慧。让我们“合情合理”地度过疫情。疫情过后，我们还要继续追求中国人的“美好生活”。那就让坏事变好事——通过疫情让中国人走向新型的“情理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