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梦的文化愿景
谢玉亮
【摘要】中国梦是中华民族为实现民族复兴而在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伟大梦想，是中国人民的共同理想和价值目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思想文化上的最鲜明标记，构成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价值内核。中国梦在拓展出一条全新的“中国道路”的同时，也向人类文明展示了一种更为宝贵的“中国价值”。
【关键词】中国梦；现代化；中国文化
“中国梦”研究已经成为舆论界和学术界最为关注的热点之一。究其原因，至少可从以下两点加以说明：一是现实的需要，中国面临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考，需要用一种共同梦想凝心聚力，共克时艰；二是理论的需要，伴随中国的崛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被认为打破了长期以来西方文明发展模式一统天下的地位，但对于中国现代化的最后目标是什么这样的大问题亟待理论上加以阐明。在世界范围内，“中国将会改变世界”的声音愈加强烈，但对于这一改变到底是福音还是灾难，则是众说纷纭、各执己见。究其实，乃是因为中国在崛起的同时未能给予世界一种能够被广泛认同和接受的文化价值观，反而让一些西方国家按照“国强必霸”的逻辑，渲染中国威胁论。如何让全世界都看到一个更加清晰、更加真实的中国梦，这就不仅需要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考察，更要上升到文化精神的层面来理解。中国梦是民族复兴梦，而民族的复兴首先是文化的复兴。中国梦是要实现现代化，现代化在根本上意味着中国人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首先表现为生存方式和精神家园的重构，亦即文化的现代化。从文化意义上讲，中国梦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当代中国就是要通过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民族复兴提供文化理想，在构建和谐民族精神家园的同时，促进世界文明的繁荣与发展。
一 、历史回顾：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寻觅与文化现代化难题
在历史上，中华民族长期以先进的文化引领世界思想文化潮流。在鸦片战争之前的两千年间，“中国的文化在一个静态性的农业社会中，富有一种‘自足的系统’，而在世界秩序中，享有一种自觉与不自觉的‘光荣的孤立’。” [1]p.115然则这一文化自足与自信却因西方坚船利炮的打击和工业文明的冲击而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天朝的荣光自此陨落，天下之“中”的自我影像亦雨打风吹去。“师夷长技以制夷”，经历了屈辱与磨难的国人终于在救亡图存的主题下被迫开始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
从发展类型上，现代化一般被区分为“内发型”和“外发型”两种。所谓“内发型”现代化，是由内部因素促成的自然发生的；“外发型”则是由外部刺激引发的，或由外部力量直接促成的。很显然，中国的现代化属于“外发型”，起于对西方资本主义刺激和挑战的回应，是与救亡图存的民族独立运动一同起步的。近代中国面临两大基本任务，一是富国强兵，实现现代化；另一个是摆脱西方列强的控制，实现民族独立。因此，一方面，中国要实现现代化，需要向西方列强学习；另一方面，中华民族要实现民族独立，必须摆脱西方列强的控制和影响。这一近乎悖论式的历史处境使得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遭遇了一系列难题，其中之一就是如何对待外来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间的关系，即“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的二难境遇。
对于中国现代化的进程，金耀基先生认为遵循着三个层次而变：“第一，器物技能层次（technical level）的现代化。第二，制度层次（institutional level）的现代化。第三，思想行为层次（beharioval level）的现代化。”[1]p.124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历经洋务运动、维新变法、 辛亥革命乃至新文化运动，这一历史演变勾划出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以器物技能之变为起点，再进于制度之变，终于思想行为之变。在中西文化的接触过程中，器物技术的转变是最先的，因此，以器物技术为标志的经济现代化一般先于政治与思想的现代化。中国制度上的现代化始于维新运动，辛亥革命则又往前走了一步，实现了制度现代化上的一次尝试。思想行为层次的现代化则是最难的，因为它所涉及的是一个文化的信仰系统、价值系统等内在质素的变更。
自洋务运动启动中国现代化航程之后，现代化的合法性问题便让位于合理性问题。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思想界关于现代化讨论的主题是中国的现代化模式问题。这一问题始终围绕着“中化”“西化”的争论，有学者将此称之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拂之不去的悖论”（俞可平）。在这些争论中，中国的知识分子提出了诸如“全盘西化论”、“充分西化论”、“中国本位论”、“中体西用论”、“西体中用论”、“中西互补论”、“中国特色论”等形形色色的理论。西化论者如胡适、陈序经、林语堂等，他们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就是一个全面向西方国家学习和接近的过程，不仅要引进西方的物质文明，同时要引进西方的制度和文化。如果是只引进西方发达的物质文明，却死守自己的固有传统文明，那是根本行不通的。要么全盘西化，要么彻底守旧，绝无调和可言。而所谓的“中西调和”，在他们看来就好比是说“中国必须改变但又绝不能改变” [2]p.362，以这样的态度搞现代化是绝不能成功的。中化论者如张申府、梁漱溟、张东荪等，他们则共同主张中国现代化必须将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结合起来，在保存传统的同时吸取西方的优秀文明，向西方国家学习经济和科技，最终是为了强国之本，即巩固原有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
在十月革命之前，人类对于现代化的认识限于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模式。而十月革命的炮声警示世人：现代化的道路还有其他选择。“走俄国人的路”，成为当时中国先进分子重觅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时代结论。而在毛泽东看来，这一道路必须处理好“俄式革命”与“中国国情”之间的辩证关系，自觉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 [3]p.534。毛泽东为中国人民探寻了一条通向现代化的现实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当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反帝反封的任务时，它在为社会主义创造前提的同时，也为中国走向现代化开辟了新的道路。一般认为，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华民族获得了完全的独立自主，但现代化的任务尚未完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担负起了这一历史重任，并对中国的现代化道路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开启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先河。富强与平等构成毛泽东所制定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方案中的两大主题，然而，在围绕这两大主题所进行的现代化实践中，毛泽东陷入了深深的困境：一方面中国的富强有赖于工业化；另一方面，以计划体制推进的工业化进程，其理性化和官僚化趋势与共产主义理想是背道而驰的。为了解决这一困局，毛泽东不断进行着各种实验，但是，因为他“舍技术现代性而寻求人类解放的‘不断革命’，最终落入了反现代性的乌托邦主义的陷阱。”[4]p.249虽然“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创伤至今让过来人心有余悸，但有一点却难以否认，那就是毛泽东时代的文化所带来的社会变革和观念变化，仍然是当今中国构想现代性时的核心文化资源。毛泽东时代为中华民族所建构的革命传统文化，代表着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方向，是中华民族永远的精神源泉。这一革命传统在理念上体现了一种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现代性构想。即便是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中国革命传统中的社会主义理想仍然是中国现代性构想中的核心成分。
综前所述，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在西方文化猛烈冲击之下，暴露出其缺陷与弱点，儒家价值系统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渐渐丧失了其吸引力。中国传统的信仰系统已然松散，但西方的信仰系统也未能在中国人心中生根，中国人遭遇到“价值的困窘”，摇摆于“古今”、“中西”之间。因此，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中，“中国过渡人所感到最焦烦的是找不到‘真我’，最迷惑的是寻不到‘认同’的对象；他们最大的努力是追求一种‘综合’，即企图把中国的与西方的两个价值系统中最好的成分，融化为一种‘运作的、功能的综合’” [1]p.79。面对中西文化冲突时，一种新的理想的文化变成了把中西文化之优点综合在一起的演算公式。“在根本上，抱持这一观点的人，在性质上是情绪的，因此所发的言论常真诚感人；在认同的对象上，可能自觉地是理想文化或世界文化，但不自觉地却是‘乌托邦文化’。他们的最大错误在把文化的繁复性与有机性否定了，通过个人的形上的思考，不自觉地将一切理想的文化质素都纳入到一个自设的‘公式’中去。”[1]p.140倘若这一综合难以凑效，其反应不外两种：“一种是出于种族中心主义的作祟，感情地拒绝西方的价值，退归到‘传统的孤立’中去；另一种是摆脱种族中心主义的羁勒，理性地、痛苦地放弃部分腐蚀了的传统的价值。”[1]p.111很显然，两种反应对于现代化的发展所带来的影响是完全不同的。对于中国而言，传统文化只有在选择的变迁完成现代文化的转型，才能加速现代化的发展，并在参与世界潮流中获得新生。
二 、现实关注：中国道路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
中国自身的历史条件和文化特点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必须走自己的路，拓展一条异于西方又超越西方的独特道路。这一道路既要遵循中国的国情，也应符合世界的潮流。邓小平通过改革开放所开创的“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在融入世界中以社会主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一条正确道路，为九死一生的中国现代化开辟了新天地。
一个经济上腾飞的民族，必然要求在精神领域的崛起。改革开放大大推动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也加速了中国社会走向世俗化的过程。在市场经济大潮下，我们生活在一个越来越趋向功利和务实的时代。人们对发财致富趋之若鹜，而很少有人会停下脚步去思考理想的问题。然而，在剧烈的社会变革面前，一味追求外在的物质生活，缺乏内在精神生活濡养的人们，终将面对严峻的文化挑战和精神危机。
当前，中国正在发生着以往未曾有过的巨变。“人民在领略物质富裕的同时，正经历深刻的精神磨砺。日益深化的改革步伐正一点一点地踏碎人们心中的旧梦，随之而来的是价值观念的嬗变。道德习俗的更迭，文化传统的断裂，人际关系的离合，唤起的是普遍的困惑和觉醒。”[5]p.222可以说，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正处在文化冲突的焦点。旧的价值秩序正在消亡，而新的价值体现尚未形成，现代人徘徊于新旧之间，自然存在一定的心理不适应。而发展的不平衡，转型期的社会紊乱，文化价值的多元，会导致许多人产生道德困惑和理想泯灭。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最为突出和迫切的一个问题就是文化理想问题，如何在旧世界的废墟上重建精神家园。
在价值系统中，理想为人们设置一种信念、信仰，并以之引导、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因而总是居于核心统帅地位，属于核心价值观的范畴。作为一种精神力量，理想总是高于现实并统领现实，引领各种力量奔赴未来。理想表达的是人们对生活图景与生存方式的理解与向往，凝聚了一个时代和民族的希望与梦想，构成了人们立于天地间的终极依据。因此，无论是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还是一个人来说，理想皆是不可或缺且处于最高位置的东西。然而，当下中国社会文化中一股嘲讽理想颠覆理想的后现代思潮甚嚣尘上，大家往往对价值理想采取满腹怀疑的虚无主义或相对主义态度。“这种思潮对于批判和扫荡过去长时间统治人们思想和生活的空幻理想、虚假理想和强加于人的理想，产生过摧枯拉朽的革命作用，但混杂其间的否定一切、打击一切理想，甚至从根本上否认理想的功用，包括扬弃历史、消解主体、削平深度、贬抑崇高等主张和倾向则是错误的，必须抛弃的。”[6]丧失了理想的精神支撑，沉溺于商业文化消费至上的迷幻，人终结变得琐屑庸常。因此，在当前信仰破灭、信念丧失、价值观混乱之际，重建一种新的价值理想和精神家园，确立新的价值信念、信仰，是迫在眉睫的使命。当然，“重建理想，不是再造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空想，不是脱离现实去煽动人们对未来的盲目热情，不是用浪漫主义去遏制人们的经济热情和务实倾向，而是为人们的社会行为提供未来导向和评价标准。”[5]p.222事实上，任何经济的发展或技术的发展都是与价值系统的转变有关的。重建理想的目的，是要在发展经济与赚钱之上找到一个更为合适的评价标准来检验增长目标的合理性，是要为人心设置一个与赚钱和贪欲相抗衡的天平，是要为躁动不安的灵魂找到一种内在的凝聚力。
“中国梦”实际上就是中国人民的共同理想和价值目标，而这个共同理想和价值目标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转型期和改革开放时代，各种文化相互碰撞，各种思潮相互交锋，各种利益群体相互分化，使得社会价值标准的陷入模糊与混乱。西方后现代主义所鼓吹的相对价值观对社会价值标准的客观性和一致性产生了不可低估的瓦解作用。在这样一个经济腾飞、价值越轨、思想混乱的时刻，需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激发和弘扬中国精神来共建共享中国梦。提出中国梦，就是要在全社会筑牢坚实的精神支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思想文化上的最鲜明标记，是社会的精神文化建设、价值建设的自觉追求。在今天的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将全社会的发展诉求凝聚成共同梦想。
三、未来前瞻：在全球视野中定位中国梦与中国文化
在《文明的冲突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亨廷顿强调指出：“90年代爆发了全球的认同危机。人们看到，几乎在每个地方，人们都在问‘我们是谁？’、‘我们属于哪儿’、以及‘谁跟我们不是一伙’的问题” [7]p.129，“全世界的人在更大的程度上依据文化界线来区分自己，意味着文化集团之间的冲突越来越重要；文明是最广泛的文化实体，因此不同文明集团之间的冲突就成为全球政治的中心。”[7]p.135亨廷顿撰写此书的用意是要指出冷战结束后文化认同的差异将成为未来世界文化（文明）冲突的主要根源。与此同时，我们同样不能忽略这样的事实：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使得国家或民族间的交往日益频繁，从而带来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互动融合。在上述背景下，如何定位中国文化，取决于我们的立场。对此，我们必须放弃本质主义的种种文化对立观念（具体表现为我/他、中/西、传统/现代等一系列二元对立模式），特别是要抛弃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采用一种更加广阔和开放的全球化视野来思考这一问题。中国文化的未来既不是简单的“复古”，也不会定于西方文化的某一形态，而应是以世界文化为参照的永不止息的创新。在全球化舞台上，中国文化在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与碰撞中来张扬自身的特色和主旋律，树立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价值观，从而提升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全球战略格局中的话语权。
正如金耀基先生所言，“中国现代化的目的决不止于富国强兵，最终的愿景应该是一个现代的文明秩序。”[8]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在根本上是一创造新文化的运动。中国现代文明秩序不是在文化真空中构建的，离不开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优秀元素作为构建资源。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转型应该具有全球视野、历史眼光和反思精神。中国文化现代化不是否定传统，而是反思传统；不是固守传统，而是创新传统；不是中国文化的死亡而是中国文化的“再造”，是对中华文化精神价值进行新的“评估”。中国文化现代化也不是“全盘西化”，而是在批判性反思基础上有选择性的接受。总起来说，中国文化现代化是中西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在中西文化交融互鉴中达成成功的选择性变迁。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最根本的是实现中华文化的复兴。这一复兴不是满足于中国文化的重来，还要以丰富世界文化为目标，肩负着为全人类提供一套具有普适性意义的思想体系或价值体系的重任。只有当我们的文化体系体现了现代性的价值理念，中国文化的某些要素成为世界文化的有机内容，能够吸引全世界人民来学习和认同之时，中华文化才可以说真正复兴了，民族复兴中国梦才可以说得以实现。
从俄罗斯到南非，从亚欧大陆到非洲大陆，从欧洲到拉丁美洲，习近平总书记在国际舞台上向世界人们诠释了“中国梦、世界梦”的构想。中国梦是中华民族的复兴梦，也是世界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梦与世界梦相通相连，要让世界看到闪耀中国梦。“中国应该对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说的一句话，如果说这句话体现了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对中国发展的自信心，那么，经过几代共产党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不懈努力，这一预言在今天正在成为现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在拓展出一条全新的“中国道路”的同时，也向人类文明展示了一种更为宝贵的“中国价值”。中华文明应该也能够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参考文献】
[1]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法律出版社，2010
[2]胡适：文化的冲突，载罗荣渠编《从西化到现代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
[4]高力克：中国社会转型与两种现代性，载曹天予等主编《文化与社会转型》，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
[5]邴正：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
[6]蔡毅：价值理想的“乌托邦”，文艺报，2010-10-13
[7]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
[8]金耀基：文化自觉、全球化与中国现代性之构建，文汇报，2008-01-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