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文化佐证——中国思想史中的公共精神探析
丰 琰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并多次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想。这是从人的类本质层面对人类共同命运和共同福祉的深刻思考。在唯物史观视域下，人的类本质决定了人们在满足私人利益和个人生存、发展基础上，有对公共生活的需求，包括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对公共利益的分享以及对公共责任的分担。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人的类本质基础上的人的公共性的创造性体会和创新性发展，闪烁着公共精神的光芒。因此，从中国古代到近现代的思想发展史着手挖掘、梳理和提炼其中的公共精神，不仅能更好地学习和理解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提供更多的文化佐证，也能为当前的传统文化研究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新视角，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公共精神；思想史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并多次阐述了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想，旨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引起强烈的国际反向和世界青睐。它是对人的类本质的深层体会，是从人的类本质层面对人类共同命运和共同福祉的深刻思考。
在唯物史观视域下，人的类本质决定了人们在满足私人利益和个人生存、发展基础上，有对公共生活的需求，包括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对公共利益的分享以及对公共责任的分担。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就是致力于突破一国狭隘界限，在这一人的类的广度上，谋求最大范围的共同发展，因而闪烁着公共精神的耀眼光芒。而当今正处在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时期，近几年学界对公共精神的相关研究愈发重视与关注。不少学者从不同方面对其展开研究并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主要包括对公共精神的基本范畴的研究，现实状况的阐释，以及制约因素和构建路径的探索。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立足马克思唯物史观视域和思想史的角度，探寻公共精神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中的理论渊源，会是比较有价值的研究。
何谓公共精神？为何需要关注社会公共精神的建构？公共精神在中国思想史中是否有着深刻的发展脉络，又当对其作何评价？对这些问题展开思考，既有利于加深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相关研究，更好地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也有助于挖掘和提炼中国思想史中所蕴含的公共精神，为更好地理解和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提供更多的思想文化层面的佐证。
一、公共精神概念解析
从词源意义上看，“公共”一词古已有之，它甚至比国家、政府等概念产生地更早。最早源自古希腊词汇“koinon”，这个词的意思是关心、关注，还有一个是“pubes”或者“maturity”，指的是一个人足够成熟懂事，具备了进行社会交往的基本能力，也能够懂得自我和他者之间的相处和关系。
从文本的角度，“公共”在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中也有深刻体现，他虽然没有对这一概念进行直接的界定，却对公共精神的相关概念比如“共同体”、“公共利益”等进行了深入探讨，也从人的社会交往和类本质的层面对公共精神的合法性进行了解读与论证。马克思认为，人是类存在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人是类存在物，不仅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自身的类似以及其它物的类－当作自己的对象：而且因为－这只是同一件事情的另一种说法－人把自身当作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在马克思看来，人的类存在本质决定了人自然会对公共事务有所关注和参与，这种关注和参与是人们在社会整合和群体认同下实现的对群体归属的必要途径，也是人们对于社会财富和利益进行分割以及对群体组织形式进行整合和建设的条件。所以，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公共精神源于人的类本质呈现的人们参与公共事务、缔结丰富的平等交流、和谐共处的公共性生存状态和属性，是人作为类的存在所自然可能呈现的一种生活方式和与此对应的精神状态。
在现实的角度，公共精神是公共生活的基本属性与内在规定,也是引领公共生活及公共社会发展的价值指南。它具体包括，人们要求参与公共事务的自觉，对利益分享的诉求，对公共责任分担的精神，以及这些基础上的在群体认同下所实现的归属，对群的归属。纵观当前社会发展现实，公共机构的运行困境，公众的政治参与热情与冷漠并存，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人际交往的工具化，环境污染及能源短缺，世界安全威胁问题频发等，问题频生，但却都是公共生活的组成部分和内在规定，而各种问题也是不同程度上的投射了我们公共精神的缺失。若能弥补这种缺失，使人们自觉参与公共事务、培养起公共责任、树立起良好的公共精神，必将有利于人们交往的深入和主体能动性的发挥，有利于核心价值观的塑造和相关社会问题的缓和，有利于基于群体意见整合基础上的政治力、社会力的实现。因此，应该在理论和现实层面都要加大对公共性构建的重视，更加关注当代社会人的公共精神的培育。
二、中国古代思想史中的公共精神溯源
深入我国思想史的发展脉络，可以发现其中也蕴含着丰富的公共精神。对中国文化中的公共精神进行提炼和总结，既能帮助我们更好地体会中国文化，也能从更生动的层面加深对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学习和理解，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增添文化底蕴和提供文化支撑。
中国史前文明时代就已经有了公共精神的萌芽，只不过由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极低，中国先民们还无法自觉存在于他们生活之中的公共性因素。史前文明已经有了现代公共生活的雏形，其公共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原始宗教的产生。原始宗教并非现代意义上的人为宗教，它起源于人们对自身生理的困惑和对自然神秘的敬畏。这就意味着先人们已经不再把自己作为单个人的存在物，而是能够思考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以及人与宇宙的关系了。他们在客观上已经可以将整个物质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架构，认为人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第二，原始部落和氏族部落这些社会集体形式的出现。这种社会组织形式是生产力发展和劳动水平逐步提升的必然结果，当时的社会任务和社会问题的解决需要人们以群的方式来解决，每个人在其中担负着一定的角色却又不只是群的一份子，这时候人的公共性已经显露了其萌芽。
奴隶制时代的中国社会包含着浓厚的家国思想，这也是早期形态的公共精神的体现。夏朝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的政治制度由原有的公天下变成来了家天下，这标志着人们共同体的基本单元的缩小——由广泛的群体制到范围相对较小的宗族。随着西周分封制的建立这种新的范围的公共性得以强化。天子成为天下共主，层层分封，世代相袭，由此家天下观念逐渐成为社会共识。各阶级在政治上不仅被置于一定的框架中，经济上亦通过井田制确立了各自的经济地位，由此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之上，而统治者掌握着禁锢囚徒笼子的钥匙。在这种从上而下家国同构的统一下，人们对天下的认同、等级的认可以及行为上受到的制度约束，使得社会全员有了全新的“公”的观念。各个阶层的人们遵循着整体的规则和秩序。这种以王权为核心，以血缘宗法为纽带，以分封制为表现形式的“天下观念”是公共精神在此阶段的体现。
具体说来，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思想界争鸣齐放的时代。随着生产力进步，尤其是铁器的使用，荒地开垦，井田制不再适应新的政治制度。政治上礼崩乐坏，“八佾舞于庭”，三家分晋，田氏代齐。旧有秩序与公共价值观崩塌，促使诸子百家重新思考社会与个人问题，谱写出了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浓墨重彩的篇章，也包含的公共精神的萌芽。儒家提倡克己复礼，回归旧有的社会秩序，强调礼对人的规范作用，要求人应具有经邦济世的主体精神。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对周制持肯定态度，崇尚复古，他提出了以“仁”为核心，以“礼”为表现形式的一整套社会制度和社会规范体系，为了保证社会系统的有效运行。他又主张“正名”的思想，认为各个阶层要各安其份，各司其职，各展其用。在统治方面他又劝诫统治者要“为政以德”，正确认识君民关系，形成了等级之间相互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孟子进一步提出了“以民为本”，“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的“民本”思想，为社会生活的有序进行提供了一种基本框架。荀子则在其性恶论的基础上提出“礼法并治”的主张，强调“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社会规范思想，其主旨在于实现“一天下”的“王制”思想。儒家将个人修养与社会政治联系起来，希望通过以“仁”为本质规定的人的道德修养推及社会，从而建立“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以及实现“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想。道家则崇尚天道自然，主张建立“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老子和庄子认为社会的动乱与无序皆是由于人欲望的膨胀而不加限制的结果，所以提倡“清静无为”、“知足寡欲”的思想方法以实现社会的有序与和谐，他“以道观天”的天道观落脚点是“以人观天”的人道观，他所提倡的“无为”亦是一种治世方法，这种小国寡民的生活形式只是一种美好愿望，但闪烁着公共精神的光芒，它是想以一种“无为却无不为”的境界，达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无争，井然有序。墨家以“兼爱”为核心提出“兼以易别”等一系列社会思想，他的这种“兼相爱，交相利”的思想根源于下层劳动者之间真诚相爱的一种淳朴的道德观，这透显着墨子希望把这种爱推广到社会，从而成为普遍的人道规范和原则的社会美好理想。同时，他还主张“非攻”、“尚同”思想，这在客观上对反对社会压迫，倡导社会平等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墨子所提倡的“兼爱”是一种泯差别，无彼此的爱，是一种平等下的博爱，是对人类大爱以及公共精神的很好体现。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则以法为中心，融合法术势，将社会置于法律之下，这就建构了以法为基础的一整套社会制度和统治秩序。这种依法为核心的社会约束体系不同于以道德为核心的规范体系，体现了现代社会以法律为保障的公共秩序的实现，这种“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在客观上推动了社会共同体形式的演进——由血缘宗法为基础的共同体转变为以皇权为核心的地缘共同体，与马克思所阐释的公共组织有实质上的相通之处。
秦汉时代到清代前期，公共精神随着封建统治的稳固以及儒学的受用而得以存续和发展，并一直较为稳固地延续了两千年左右。秦灭六国结束了战国纷争形势，建立了第一个封建帝国，继而统一了度量衡，构造了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的社会政治环境，人们在制度上乃至精神上有了更高程度的统一和一致，这在实际上促进了公共精神的凝聚。两汉时期，董仲舒提出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神学目的论，其目的就在于实现“大一统”。这种“大一统”是多方面的，最突出的即是政治大一统和文化大一统，二者相互促进，相互保障。由此，儒学成为从汉至清的官方意识形态的指导思想，奠定了中华民族以儒为核心地位的思想架构。在这统一的文化体系中，公共性最突出的表现是关于“忠孝”的价值观，这种家国同构的组织体系和思想被后世漫长的封建时代所承袭，它形成一种对社会的深刻整合，是对公共精神的很好体现。
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包含着丰富的公共精神的。概括地讲，中国传统文化中以皇权为价值导向，以儒学为基本内核，以礼制为主要发展依托，以社会稳定为目的的一整套社会规范体系指导着中国历史走过其漫长的封建时代。在这个体系中，“家—国—天下”一体的社会性建构是公共性的突出表现，这种机构下的公共精神一方面是一定程度上对人的主体地位的肯定，另一方面则是彰显着人的归属感和责任感，正像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所认为的那样：“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创造和实现人生的价值”。
三、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中的公共精神梳理
1840年鸦片战争，西方列强坚船利炮轰开中国的大门,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开始睁眼看世界，寻求救亡图存的路子。他们的救亡思想、家国思想虽然不是以公共观念的产生为条件,但却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出发,在寻求救亡图存的社会国家的主张中显露出他们的公共性精神主张。
农民阶级的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提出了“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保暖”的天下一家的纲领，这样一种社会理想企图泯灭一切差别，本质上是一种集体的社会共同体。尽管此理想太过理想化，而且没有实际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但是却包含了公平、共享的精神，是具有公共精神的理想和纲领。
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吸收西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思想，倡导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托古改制宣传“新民”思想，其中的核心质素就是独立精神和团结精神，独立个性的同时又能有机体团结意识，企图打破中国封建社会人的不自由、不平等被纲常束缚的状态，这正是公共性的核心精神体现。
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吸收美国“民有、民治、民享”的社会共同体思想，提出了以“民族、民权、民生”为核心的“三民主义”，充分体现了近代以“自由、平等、博爱、民主”的公共精神为核心的时代潮流。虽然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窃取，但是这种以近代公共精神为内在机制的社会共同体的构想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
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的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创新了一系列内含着丰富公共精神的思想、观点和方法。这首先体现在毛泽东充分肯定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坚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群众路线被树立并被作为党的根本工作路线。还体现在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着力攻克农民的核心问题即土地问题，使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这就从根本上把农民从土地中真正解放出来。在这种条件下，广大农民的能动性被充分激发，人们的历史责任感得以增强，能够了解到党的工作精神和工作态度，形成了最广泛范围内的工农联盟，形成公共性的集体组织围绕在党的周围关注公共事务、支持革命。所以，群众思想和重视解决农民切身利益问题背后，用公共理性辅助政党理性，但这种公共理性不是简单的大众理性的相加，而是民意的更高程度的整合。正是在这种公共精神的指引下，毛泽东引领人民取得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群众路线闪烁着公共精神的伟大光芒。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这是新时代下公共精神的新体现。这种共同体打破了原来以国家为基本发展单元的狭小界限，代之以更多国家地区的共同发展，使公共精神得到了全新的诠释。
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和世界影响力不断提升。习近平放眼世界，提出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蓝图。“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指在追求本国利益的同时兼顾他国的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其基本特征是权力的国际化、利益的共同化、发展的持续化以及治理的全球化。通过深入思考可以看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种社会理想，一种平等交流、和谐交往、同呼吸共命运的人类相处模式，是对公共性的共在、共享、交流、交往的关系模式的肯定；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立以合理的互助、互利为核心，以共同利益的追求为目标，是对公共性所强调的人类资源互通、共享的发扬；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终极价值指向，是对公共性建设必须有利于人的自身建设这一根本尺度的继承和发展，更是对公共性把人类自身自由全面发展作为根本指向的延续。
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中华文明历经沧桑不变的“天下情怀”。从“仁者爱人”的个人修养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处世之道，再到“兼济天下”、“协和万邦”的价值判断，这种同他人命运与共的和谐理念是中华优秀文化薪火相传，绵延不绝的重要表征。这种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虽然根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但是它已经跳出了一个国家的狭小范围到达了世界文化的层次，它体现着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地球村的一员，因此国家不只是独立的，更是在人类的发展这一大语境下相互联系、共同进退的，应在国际世界中相互关照担负起在国际共同体中的各自的角色，在国际社会中建立并遵守以全球公共发展为主旨的国际规则。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有利于世界的越发和平，有利于生活的越发美好，有利于人类的越发和谐，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人的类本质的必然要求和美好体现，闪烁着公共精神的耀眼光芒。
四、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中国公共精神的继承创新
依据对中国文化发展历程中公共精神的梳理，可以看出，中国思想史上的不论哪个历史发展阶段，其公共精神都是丰富的。但这种公共精神并非从产生起就符合马克思唯物史观视域下所倡导的公共秩序、公共治理、公共利益背后的公共精神的本质，它是一个社会历史概念，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进步由不成熟到逐渐成熟的。因此，我们在对中国思想史的宝库中的公共精神进行提炼和理论溯源时，应该更全面地分析和解读，从而更好地为当代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所用。
从古代中国的整个国家结构层面来看，皇权本身成了社会结构的权利与意志核心，从每个家庭结构层面来看，家长则是家族的权利与意志核心。这样就形成了国家权力意志对整个社会的结构和意志规整和统摄。作为普通大众的个体则既处在 “家”中,也隐于“国”中，家与国、公与私既分离,又相互渗透。所以，不论当时有没有意识到，古代中国已经产生了公共观念及其影响下的社会组织和社会结构，但是它是以压抑个体性为前提、靠政治统治为保障来实现的，与要求更好地张扬个体性、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真正公共性背道而驰。但这样一套由公共精神出发构造的社会公共性思想体系,成为古代人类维护社会生活和治理的重要的理论基础，同时它也造就了具有独特历史功能和文化地位的中国公共观念和公共文化思想体系。
近代中国的公共精神主要体现于各阶级的救亡图存思想中。近代中国的先进分子和革命领袖，着眼于挽救国家危亡、实现民族独立，不仅客观上继承和延续了中国古代文化中家国一体、民为本的公共精神,展示了我们自己的文化相较于西方历史文化对于“公”的更甚的重视。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由于过度高扬和强调“天下为公”“崇公抑私”此类价值观，着力倡导个人对共同体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故而对个体自由个性和发展关注不够，从而使个人独立个性受到漠视和挤压。个人有被过分边缘化、附属化之嫌。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深刻把握了唯物史观中的人的类本质、人的现实利益以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历史方向，立足于新的时代背景对公共性进行了全新注解，将公共精神的培育的范围推广到国际。有人歪曲了对公共精神的理解，认为所谓公共精神意味着对个体自由的限制和消减，与人的个性发展是相冲突的。实际上恰恰相反，真正的公共精神是以人社会交往和实践活动基础上的生动个性为依托的。只有公开的表达和对公共事务参与的实现，才能使人不仅进入到了社会圈子中，而且能在这个这一关系网中发挥主体性能动作用，使人实现其生动个性，真正走向人类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正确方向。
所以，在现代社会，公共精神的前提就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是人类的共同憧憬。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深刻把握了这一点，它不再只强调利益的共通和传统意义上的合作，更从更深刻的价值观层面强调不同民族、国家间的求同存异、和平共处，以及不同代际间的可持续发展；而且它也强调合作共赢的共同发展观的树立，从更深的动力源层面倡导各国、各地区肩负着共同攻克新时代难题的光荣责任。
所以，对中国文化中的公共精神进行挖掘和提炼，不仅能更生动诠释公共精神的内涵，还能为当代公共精神的建设提供精神支撑，从而提高人们对公共事务进行参与的自觉，加强人们社会责任感的缔造，也能为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提供文化佐证，更好地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中国源远流长的公共精神传统的继承与创新。所以，我们应该深入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从公共精神的角度探究中国文化，既能很大程度上为消解当代人无根的漂泊感、焦虑感作出解答，有利于为当前诸多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新思路，也是学习好运用传统文化、发展与繁荣现代文化的题中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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